台湾文坛的云中君
我有幸认识这样一位前辈，在长达35年的交往过程中，与他一齐见证了台湾出版界的荣景，以及盛极而衰的时代趋势下，身为出版人的落寞与风骨。
《九歌》是《楚辞》的篇名，相传为楚大夫屈原所作。原为中国神话传说中的歌曲名称，共有十章，为歌颂楚人祭祀的十位神灵，其中的《云中君》是祭祀云神的乐歌。在古代神话里，云神主掌云行雨施，能普降甘霖，润泽天下。台湾在六十年代之前，被视为文化沙漠，文学出版社寥若晨星，蔡文甫先生以《九歌》为名，延续《楚辞》以降的民间文学传统，培养了众多的七、八十年代作家及成千上万的文学爱好者，允为台湾文坛的云中君。
一
1926年，蔡文甫在江苏盐城出生，1949年随国民政府撤退来台，孑然一身，靠苦读自学离开军职，转进教育界，担任中小学教职。因喜欢文学参加写作班，认识王鼎钧等好友，开始向报刊杂志社投稿，因而走上创作之路，再转进新闻界，长期担任「中华日报」副刊主编，工作之余仍不忘写作。
1963年，他出版首部小说「解冻的时候」，此后二十年间陆续出版了长短篇小说集「雨夜的月亮」、「小饭店里的故事」、「没有观众的舞台」以及「蔡文甫自传」等二十多部著作，在文坛颇有口碑。
他曾二度获「金鼎奖」副刊主编奖、优良图书金鼎奖、中山文艺创作奖、中国文艺协会奖章。集作家、编辑、出版家、企业家于一身，因而在2005年获得新闻局颁发金鼎奖「特别贡献奖」，表彰他在文坛的功绩。如今他以95岁的松鹤之龄辞世，当可含笑九泉，无愧此生。
尽管他在报界和创作的领域都有杰出的表现，可是他最为世人称道的事迹，以及对台湾文化界的贡献，却是在出版事业上。
1978年7月，蔡文甫创办了「九歌出版社」，那年他52岁，已从事半辈子的文教、新闻工作，亟思转换跑道，开创自己的人生，乃毅然投入出版事业。从而开启了他下半辈子的精彩人生，为当时蓄势待发的文学界，注入一股充沛的动能。旗下名家辈出，出版的丛书本本畅销，培养了广大的文学爱好者，不仅提升了国人的阅读风气，也激荡出台湾文学波浪壮阔的美好年代。
四十多年来不管外界如何变化，尤其近十年来社会阅读风气普遍下降，市场逐日式微，他始终坚守文学岗位，力抗商业化的时代洪流，「九歌」俨然成为纯文学的代名词，依然守护着文学这块净土。这才是他深受文化界推崇和感念之处，他在台湾文化上的地位也奠基于此。
我有幸认识这样一位前辈，在长达35年的交往过程中，与他一齐见证了台湾出版界的荣景，以及盛极而衰的时代趋势下，身为出版人的落寞与风骨。
二
假如蔡文甫是台湾文坛的云中君，那么高信疆就是孟尝君了，二人对我都有提携和知遇之恩，都是我进入文化界的贵人。
1978年10月我从军中退伍，在高信疆力邀之下，进入中时报系的「时报周刊」工作。那时他是「人间副刊」主编，同时兼任「时报周刊」和「时报出版公司」总编辑，权倾一时，只要是他赏识的年轻人，都会被他延揽进时报工作。那时「九歌」刚成立三个月，与我进入「时报」工作的时间点有点巧合。
更大的巧合在我的二位贵人身上，二人都是主流媒体的副刊主编，都是文学出版社的负责人。只不过当时时报的气势较强，高信疆又是我的顶头上司，一切还是以他为优先，与他的关系也较密切。
我进报社不久，就以「黑色的部落」一文得到第一届「时报文学奖」的报导文学推荐奖。一夜之间成了文坛的当红炸子鸡，各方邀稿不断，当然也包括蔡先生主持的「华副」和「九歌」。不过我绝大多数的文章还是在「人间」发表，早期的书也都由「时报出版公司」出版。「黑色的部落」就是我在「时报」出版的第一本书。
那时正是我创作力最旺盛的时候，除了「周刊」固定每期要写一篇报导，小说和散文的创作量也十分惊人。之后三年间，陆续出版了二本小说集和三本报导文学集，都顺理成章地由「时报」出版，我和蔡先生因而有些尴尬。每次他邀约见面吃饭，我都有点心虚，因为吃的分明就是「霸王饭」。他也能够体谅，因为我背后的「影舞者」就是高信疆。
1983年1月，我赴美读书的前夕，我的第九本书「台湾社会档案」，终于由「九歌」出版，为我日后与它的长期合作踏出了第一步。因此蔡先生特别设宴为我饯行，酒酣耳热，离情依依。几天之后我便搭机离台，飞向威大所在地的陌地生小城。
我在威大研究所念了二年，虽然课业繁重，仍不忘写作。因为陌城四季分明，风景优美如画，加上思乡情切，每有感怀都会形诸文字，寄回台湾报刊发表。二年下来累积了十多万字，已足够出版一本书，当时就希望能交由「九歌」出版，以之回报蔡先生对我的厚爱。
三
1985年我返台不久，中央日报「国际版」改组，原本的「中副」不符海外所需，想另创「海外副刊」，邀请我担任主编。我在美国二年看的就是这份报纸，对它有一份感情，对副刊的编辑也深感兴趣，便接受了新职，跻身副刊主编之列，不时向高、蔡二位前辈请益，使我信心倍增，很快受到海外华人作家的肯定。
1986年6月，洛杉矶「美西华人学会」举办了一场研讨会，邀请台湾的副刊主编与海外作家座谈，我和「华副」蔡先生，「联副」丘彦明、「联合文学」发行人张宝琴，以及「文讯」李瑞腾同时受邀参加。
我和蔡先生搭同一班机前往，抵达机场后才发现我的行李箱被误放，第二天才能运到，令我措手不及，狼狈不堪。幸好蔡先生将他多带的衬衫和领带借给我，才得以衣冠整齐地出席第二天的研讨会。这件糗事已成了我和他之间最有趣，也是最温馨的共同记忆，以后每次和返台的海外作家餐叙时，都会成为茶余饭后的话题，引来哄堂大笑。
有了这次的患难之交，我和蔡先生的关系大有进展，1987年，我旅美时所写的散文集「流转」即如愿地由「九歌」出版。以后十年间陆续完成十本著作，其中有六本散文集全都由「九歌」出版 。
每隔一段时间，发表的作品累积到出书量时，我便会拿着整理好的剪报，拿去给蔡先生看。他通常只翻阅一下，便交由总编辑陈素芳处理，二人便天南地北的聊起来。我离去时内心总是充满了喜悦，因为又有一本新书要出版了，那就是蔡先生对我最大的鼓励。
四
2010年，我的散文集「虎尾溪的浮光」完稿时，出版界已开始走下坡，文学类的书籍要出版更是困难重重，可是蔡先生二话不说，还是爽快的接受了，成了我在「九歌」出版的最后一本书。不久即传出他身体违和，出版事业已移交第二代经营。我虽然关心，因没有特别急迫的事，也不方便再去打扰他，就这么静悄悄地过了好些年。
我最后一次和他见面，是在2016年11月，那时他已卧病多年，几乎与外界隔绝，我特别请素芳安排，才得以到出版社探望他。他坐着轮椅，由看护推着进到他原来的办公室，二人四目相接的那瞬间，彼此都有些激动。
他显得苍老而憔悴，与过去充满朝气活力，元气淋漓的形象相较，我一时还无法面对。在素芳贴心的安排下，我和他「笔谈」了十来分钟，接着又请素芳为我们拍照留念。我从背后轻轻地搂着他，他显得十分开心，满脸笑容，但因体力不济，无法久坐，不久便由看护推上楼休息。
我和素芳又聊了半个小时，谈起出版界的现况，她欲言又止，最后只长长的叹了口气，算是结束二人的谈话吧。临要离去时，我再度环视那个我所熟悉的办公室，带有浓浓的诀别的意味。墙壁的书架上那整排的绿色书背，曾是「九歌」最醒目的标志，也是「文青」的最爱，如今在市场上确是有些寂寞了。
走出大门，我特别回头再望一眼，「九歌出版社 」那块白底绿色的招牌，依旧醒目的挂在巷子的底端。台北市八德路三段十二巷，这条我经常出入的长巷，是我和蔡先生的文学因缘中最值得纪念的一里路。日将暮兮怅忘归，他走了之后，也成了我最后的一里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