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最后的七七老兵
提起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引爆点，无论是在台湾还是中国大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是发生在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每年的7月7日，位于北京卢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都会邀请还在世的29军老兵参加纪念活动。但是在今天的台湾，想要找到一位货真价实，曾亲身经历过卢沟桥事变的29军老兵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尽管有为数不少的西北军老兵，在1949年跟随时任陆军第8兵团司令官的刘汝明来到了宝岛，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在抗战爆发前就参加29军的先进已经凋零殆尽。如今，家住新北市中和区的王柏性，可能是台湾硕果仅存，唯一全程经历了卢沟桥事变的老荣民。回忆起79年前夏天的那段往事，记忆清晰的老先生表示就还跟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永远无法忘怀。
出生在河南的山东人
祖籍山东省济南的王柏性原名王百行，于1920年12月11日出生于河南省卫辉县。母亲之所以大老远跑到河南卫辉县把王百行生下来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父亲当时在当地县政府内担任总务处处长，负责车马杂务的工作。由于在家里是独生子的原因，王百行的父亲曾经开玩笑讲要给他娶三个老婆，好让王家能够生出更多的后人。
王百行从四岁开始接受教育，一开始是被父母亲送到当地庙宇去读私塾。他表示当时河南属于冯玉祥的国民军控制范围，并没有现代化的小学存在，所有的学校都是随便找个庙宇临时搭建而成。这也是王百行这辈子第一次与后来成为西北军的国民军接触的经验，只是当时年纪还小的他对中国军队内派系林立的情况并不了解，也没料想到自己后来也会成为冯玉祥的子弟兵。
由于王百行不仅是父亲唯一的小孩，同时也是王家三门兄弟里唯一的男孩子，所以在济南老家的大伯希望他回去山东替家里披麻带孝。回到济南后，王百行一度进入当地的市立小学读书，然而因为家里传统观念实在是太强烈的原因，没有多久他又被逼着回去读起私塾来了。当时正值国民革命高潮之际，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冲击，王百行开始向自己的传统家庭抗争以争取自己受教的权利。
所幸大伯的思想还算开明，因此他后来还是进入了济南市立初中就读。由于当时出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矩，同样也是西北军出身的名将，这让王百行感觉自己与冯玉祥将军的队伍一直都很有缘份。从初中毕业以后，王百行进入山东省政府开办的补习班深造，准备参加大学招考。不料这个时候大伯过世了，伯母不愿意再继续付钱让王百行读书深造。
在家里伯母与叔母的要求下，王百行休学到三叔经营的火柴公司上班。王百行不愿意接受如此不合理的安排，决定离家出走争取自由。由于身无分文，他唯一的选择就是从军报国。只是刚开始王百行并没有打算参加西北军，而是想要投靠他在南京就读陆军军官学校的初中同学张汉文。对于当时崇尚时髦与进步的青年人而言，投效军旅的第一选择当然还是蒋中正的中央军。
1936年初，下定决心摆脱伯母与叔母控制的王百行在济南车站混上了一列开往北方的特快车。由于王百行没有买火车票，而且又处于极度饥饿与疲惫的状态，因此也没有意识到是否该向其他乘客打听自己是否坐错了车的消息。于是本来想要到南京去报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王百行，就莫名其妙的被火车载到了天津西站，也就是津浦铁路的终点站。
发现自己上错车的王百行，二话不说马上跳上了另外一列往反方向疾驶的火车试图赶去南京。只是火车行驶过了杨柳青后，王百行就因为被查票员发现自己没有车票，而在冯家口车站被赶下了车。身上一毛钱都没有的他，只能够无奈的沿着铁轨漫无目标的行走。结果走到了一半，王百行居然因为太久没有进食，居然饥饿到当场吐出了一口鲜血到地上。
想到自己连买食物填饱肚子的钱都没有，只能够在路上等死的王百行，到了这个时候终于情绪崩溃，当场嚎啕大哭了起来。所幸天无绝人之路，刚好有一名老伯经过了王百行的身边。他马上将自己坐错火车，且自己身无分文的的原委告诉了眼前的长者，希望对方能够伸出援手。最后，王百行将身上的棉衣脱了下来给了老伯，才得到了二十枚铜板与三块馍馍，免去了被活活饿死的命运。
由于以在战场上使用大刀而闻名，第29军一直都有大刀队的外号。（新华社）
加入西北军的大家庭
吃饱了以后，精力十足的王百行一路步行走到了河北省的泊镇火车站。在那里，他看到两名29军的军官举着一面上面写有「招募卫队」字样的白色三角小白旗在招兵买马。居然身上已经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到南京报考陆军官校的火车票，王百行决定直接报名参加第29军，以实现自己从军报国的愿望。于是王百行主动询问两位军官自己是否够格当兵，结果对方二话不说就收留了他。
随后，这两位军官将王百姓带到了第29军第132师独立第27旅第679团第3营第11连的驻扎地。在那里，第11连连长宋永昌见了王百行，并询问他叫什么名字。王百姓如实把自己的名字报了上去，结果换来了对方大发雷霆，马上要传令兵把他拖出去打屁股。百思不得其解的王百姓追问原因，才知道连长把他的名字听成了「王百姓」，以为他是为了骗粮食吃而参军的老百姓。
所幸宋连长当时也只是给个下马威，吓唬吓唬王百行而已，并没有真的把他拖出去用杠子打屁股。随后，王百行就将错就错的以王百姓的名义办理好了当兵手续，进入第11连第3排第9班服务，正式成为了西北军的一份子。一进部队，长官要求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军长宋哲元、师长赵登禹、副师长佟麟阁、旅长石振纲、团长刘汝珍与营长巩迺强等各级长官的名字都背诵下来。
老先生表示，西北军是支非常重视传统伦理的军队，官兵相处起来十分重视阶级，长幼有序。除了要会拉铁杠、挥大刀、拚刺刀与打拳等基本功夫，所有官兵还被要求熟读四书五经，并且信奉不贪财、不怕死、爱国家的原则。最基层的士兵要把军长视为父母，其他军官视为兄长。同时，军长也要有自觉地将手下视为自己的亲身骨肉对待。
尽管重视辈分与阶级，只要能够证明自己的实力，哪怕是最基层的士兵在第29军里面也有出头的机会。当时在第679团第3营中，包括王百姓在内只有三个接受过中学教育的知识份子，因此他从一进部队开始就得到长官的厚爱。甚至还一度成为了「副目」，也就是副班长的候选人。可惜的是，个子矮的王百姓因为铁杠的技术不如人，所以马上就被宋永昌连长从候选名单上淘汰掉了。
除了训练与读书之外，王百姓这段时间的主要任务就是帮部队里面的大老粗们写信或者读信。而这些大老粗，在写信回家时也确实是闹了不少的笑话。曾经有一位上等兵写信告知家人自己即将升官的情况，内容原本应该是「兵分三等，儿在三等，不久下士去了」，结果他居然写成了「病分三等，儿在三等，不久下世去了」。
当然，西北军也不是一支只会强调忠孝仁爱等传统文化的封建军队。包括篮球在内来自西方的运动，当时也很受29军官兵的欢迎。王百姓就被选入第679团第3营的代表队，在球场上与西北军的长辈们切磋球技。依据军事委员会的要求，第29军于1936年夏季开始，将原先采用的四四制德式操典改为三三制美式操，所谓「正目」与「副目」的称呼才被改为了班长与副班长。
1936年秋季，中央军曾派人到泊镇视察29军采用美式步兵操典的情况。老先生指出，当时中央军与西北军十分泾渭分明，部队里没有一个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学生。对于有黄埔军校背景的人，宋哲元军长还是将他们当成间谍一般的防范。对于中央军军官所具备的专业军人素质，王百姓确实相当敬佩，只是他强调西北军军官的教育水准也不差，打篮球的时候一样可以说上几句英文。
伴随着中日两国在华北的冲突越来越激烈，第132师679团第3营于1936年底离开泊镇，转移到同样隶属河北省的任邱县驻扎。在那里，王百姓首次见到了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并且渡过了1937年的农历新年。四个月后，部队又奉命转移到河间。关于宋哲元领导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与日本人谈判的消息，也在这个时候传到了王百姓他们的耳里。
到了5月份，华北局势已经恶化到宋哲元下令132师全师进驻北平南苑军营。为了不让日军察觉此一行踪，王百姓他们开拔时并没有被告知目的地。老先生只记得在出发以前，包括棉大衣、汉阳造步枪、军毯、大刀、鞋袜、皮带、干粮袋与水壶等个人装备都被发放到了他们基层士兵手中。因此，他们是全副武装往北平开去的。
从任邱县到北平，他们每天平均行走60华里的路。虽然并非急行军，但是当时已经是初夏，顶着炙热的阳光背着大量个人装备行军还是相当痛苦的事情。偶尔，他们的行军也会突然下起的倾盆大雨而被迫停止。后来，官兵们采用夜间行军的方式才解决了行军中汗流浃背的问题。5月中旬，王百姓的队伍在换装了重量比汉阳造步枪轻的捷克式轻机枪，使得他们移动的速度得以加快。
同一时间，班长陈文德也奉长官之命，要求大家将身上配备的大刀开口。在西北军的队伍中出现这样的动作，即意味着官兵们上战场的日子已经不远了。王百姓随着第132师在5月下旬抵达北平，并进驻第29军的南苑营房。虽然已经听闻了不少第29军于长城抗战期间英勇杀敌事迹，不过战争对于当时尚未成年的王百姓而言，还是个相当陌生的概念。
揹着大刀，守卫卢沟桥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士兵。（新华社）
卢沟桥事变与中日开战
抵达北平时，王百姓马上就被南苑营房巨大的面积给深深震撼到了。他还记得南苑营房内的设施应有尽有，除了火车站外还有飞机场，因而称得上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此刻依据《辛丑和约》而驻扎于宛平县外的中国驻屯军经常性的举行军事演习，令整个华北都被笼罩在战火的阴影之下，北平学生们的爱国情绪也已经走向了沸腾。
由于西北军大刀队曾在1933年的长城抗战中有英勇的表现，第29军的士兵当时颇受北平青年学子的欢迎。年轻又穿着一身灰色军装的王百姓，也一度被国立北京大学邀请到学校里演讲，向学生们介绍部队里的生活。他记得同学们的情绪十分高昂，大家居然在现场就直接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与《领袖歌》等爱国歌曲。
其中，《领袖歌》令王百姓印象最深刻，这是西安事变结束后，康泽为了庆祝蒋中正获释而写的歌曲。由于当天唱这首歌唱得特别激昂的原因，王百行还得到了一块大头的奖赏的，令他到今天回想起来还十分痛快。其歌词如下：「大哉中华，代出贤能，历经变乱，终能复兴，蒋公中正，今日救星，我们跟他，前进前进，复兴复兴。」
1937年7月7日晚间，日军又于北平周边的宛平县展开军事演习。事后他们借口一名士兵走丢，要求进入宛平城内搜索，但是却遭到驻防于当地的29军37师219团团团长吉星文的拒绝。结果，恼羞成怒的日军居然对宛平城发起了进攻，吉星文团长也二话不说的下令守军对来犯之敌开枪，引发中日两国走向全面战争的卢沟桥事变于焉爆发。
伴随着战火的日益扩大，王百姓随独立第27旅第679团一起调入北平，并在广安门上担任哨兵的工作。由于每天都有源源不断的伤兵经由广安门被送回北平，因此王百姓虽然没有亲自上前线与日军作战，但是也能体会到战火的猛烈。只是提起男学生们自动自发到战场上，用担架将伤兵抬回后方，女学生们替他们绑绷带包扎的画面，老人家还是感到十分动容。
7月26日下午，来自中国驻屯军步兵第2联队第2大队的500多名日军试图由广安门进入北平。他们透过在29军内担任日本顾问的中岛弟四郎中佐与679团刘汝珍团长联系，希望广安门守军能配合日军的进城。刘汝珍当然不愿背叛其他正在与日军作战的29军将士，因此打算拒绝日本人的要求。可是一想到居然中日两军已经开战，那么光是拒绝日军进城是远远不够的。
于是，刘汝珍实施诱敌战术，下令守军开门让日军进城。当时人就在现场的王百姓回忆道：「团长下令诱敌进入城瓮。那时北平城门有两道，进入第一道城门，约有百余公尺的圆形空地，谓之城瓮，鬼子进入城瓮数十余人，有一浪人上城与我长官交涉，一言不合，被第1连赵排长用刺刀捅下城去。团长刘汝珍大声减道：『向城外日军开始射击』，进入城瓮中之日本鬼子，确如『瓮中之龞』。」
随即，站在城墙上的679团众将士们马上将拿起手中的木柄手榴弹往城墙下丢去。首次参战的王百姓指出，占据置高点的679团官兵不必投掷手榴弹，只需要将铜环挂于手指上向下一丢，便可炸死了日军数十人。当天，王百姓当场就用手榴弹将两名日本兵击毙。随后，他又举起了ZB26捷克造轻机枪，朝一位向城门外慌忙逃窜的日本士兵当场打倒在地上。
尽管没有被王百姓打死，但是那位日本兵显然也受了伤，爬起来后只能连滚带爬，一拐一拐的徒步走出城外。而在接下来一片激烈交战的过程中，中岛弟四郎顾问遭到俘虏，书记官佐胜茂则遭在守军的机枪扫射中被当场击毙，其他的日本人也被迫灰头土脸的撤退。对于在这场混战中取得了打死两名，打伤一名日本兵战果一事，老先生回忆起来还是感到十分骄傲，认为已经杀敌杀够本了。
提起这场史称为「广安门事件」的武装冲突，老先生表示他真的是大开了眼界，因为那是他第一次听到枪声，也是第一次亲眼见到29军的前辈们在战场上杀敌。回忆起当时把日本人打得屁滚尿流，落荒而逃的样子，他也觉得这是自己当上中华民国军人以来最光荣的一刻。只是，中国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中将也为刘汝珍的行为激怒，而下令全军向29军发起攻击。
三天后，日本陆军航空队出动30架飞机空袭南苑营区。随后，大批日军涌入南苑营区，迫使第132师师长赵登禹举起了大刀，亲自率领第29军卫队旅与平津大学生军训团迎战来犯之敌。经过了一系列打到天昏地暗的战斗后，时年才39岁的赵登禹在乘车往大红门方向撤退途中遭到日军伏击身亡，成为了抗战期间第一位阵亡的国军师长。
由日军扶持的北平市保安队档案照片，当年独立第27旅官兵就是穿这样的制服由北平突围的。（美国国家档案馆）
独立第27旅北平大突围
赵登禹师长殉国以后，132师各单位陷入群龙无首，各自为战的的局面。当时，宋哲元已经将做为第29军主力部队的第37师撤出了北平，并命令兼任天津市市长与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的张自忠将军去与日本交涉，希望能拖延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时间。综观当时整个北平，也只剩下独立第27旅这支中国军队了。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独立第27旅旅长石振纲听从了被俘虏的中岛弟四郎之建议，先将麾下的679团与681团改编为北平保安队，等待未来局势有变再见机行事。7月29日，也就是南苑营区挨炸后不久，中岛第四郎在亲日的29军少校参谋周思靖陪同下，在北平旃坛寺主持了将679团改编为保安队的仪式。第679团所有官兵，包括王百姓都被集中起来听中岛训话。
首先，中岛顾问指出中日两国是同文同种，一衣带水的民族，应该彼此扶持共存共荣。其次，他认为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是因为第29军将士们不懂日本对华政策而发生的误会与悲剧。有鉴于第29军在平津的防线被击溃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中岛顾问建议独立第27旅全体官兵接受改编为保安队，与日军共同维护北平的治安。
随后，日军卡车一辆一辆的载来了保安队的黄色制服，让第679团麾下每一个连的官兵都换上去。老人家表示，当下没有官兵响应中岛顾问的建议，有些人出言威胁要取他的性命，也有官兵在衣服内藏好了手榴弹，准备要与日本人同归于尽。不过，在团长军令如山的要求下，弟兄们还是心不甘情不愿的脱下了西北军的灰色军装，换上了保安队的黄色制服。
到了晚间，有人向刘汝珍团长通风报信，表示日军已经打算将679团与681团集体消灭，以为在「广安门事件」中遭到西北军打死的日本兵报仇。得知此一消息后，石振纲旅长、刘汝珍团长于8月1日下午与参谋长还有681团团长赵书文召开会议，以决定独立第27旅的未来去向。考量到即便日军不消灭自己，留在北平也会被民众视为「汉奸」看待，所以他们四人无异议的通过了突围的决定。
当天晚上10点，以679团为先锋，独立第27旅由安定门出发，开始了漫长的突围行动。途中，他们在马房南一带与日军爆发了冲突，石振纲旅长在一片混战之中不幸失踪，因而刘汝珍顺利成章的成为了独立第27旅的代理旅长，继续率领残余的部队往南口方向前进。不过，王百姓所在的队伍一直冲在最前方，因此老先生本人并没有参与到突围的过程中与日军追兵的战斗。
王百姓表示，撤退途中天空时常会冒出日军的侦察机，但是他们都躲在高粱田里面，因此行踪始终没有为敌人发现。行经太行山脉与居庸关，王百姓等独立第27旅的官兵于8月2日下午4点左右，揹着沉重的装备抵达了南口车站。抵达南口后，刘汝珍旅长下令所有官兵就地休息，庆祝突围成功。老先生如此回忆：「刘汝珍坐在车站附近的草地上，喜笑颜开，向士兵频频挥手，以示辛劳之意。」
不过，王百姓的旅程还没结束，因为刘汝珍打算将整个独立第27旅都拉到察哈尔省宣化，去投靠他的哥哥刘汝明。身兼察哈尔省主席与第143师师长的刘汝明，手下指挥着29军麾下最后一支还算完整的步兵师。刘汝珍相信与哥哥会合以后，两兄弟可以整合出一支令中央政府不敢小看的西北军抗日武装。
只是南口车站稍早曾遭日军飞机空袭，因此王百姓等军人还被动员协助铁路局的人员抢修设施被炸毁的设施。等到抢修结束后，他们才搭上了往宣化行驶的火车，正式结束了在河北省的驻防任务。在北平突围的过程中，独立第27旅损失了迫击炮四门，步枪200支，掷弹筒20余个，骡马200余匹，同时还有1,200多人伤亡与失踪。
抵达宣化后，刘汝珍先是在宋哲元的命令下出任独立第27旅旅长，随后又因为143师扩编为陆军第68军，而担任暂编第36师的师长。尽管没有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守住北平，而且部队也在与日军的交火中损失惨重，王百姓等29军官兵，仍旧留在第一线战斗。虽然是以大刀与血肉之躯对抗敌人的飞机大砲，但是西北军健儿们没有屈服，誓言要看到抗战胜利那一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