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以凡／毒品法庭是台湾解毒良方？
▲毒品问题已严重动摇国本，要帮台湾解毒，必须从修法、建置多元处遇方案及统合行政资源等做起，才有机会从毒海中拉回每一个被囚禁的灵魂。（图／达志影像／美联社）
司改总结会议上国是委员再度提出曾在第5分组讨论、但未成决议的「毒品法庭」建言，认为毒品问题已严重到动摇国本，成立毒品法庭才可解决监狱拥挤等问题。美国毒品法庭机制是否真适于移植我国，是台湾的解毒良方吗？
1.类似我国少年法庭模式，由法官领导检察官、观护人办案。法庭负责联系各行政部门，整合医疗、社工、劳动及其他社区辅导资源，得召集相关人员共商处遇的执行，适时加重或减轻处分。
2.除缓起诉处分戒瘾治疗外，还需要多元保安处分，由检察官筛选及研拟建议，向法庭提出声请，由法庭裁定，执行则由检察官与观护人负责，并定期向法庭陈报。
3.法庭设在司法院下的法院，但经费及执行人力编列在法务部及地检署，由地检署派毒品专责观护人和佐理员配置于法庭，并由法务部编列补助心理咨商及民间团体计划预算。
我以实务工作者角度则从三面向思索。第一面是现行审检体制与运作，法院职司审判，检察官职司侦查、起诉及指挥执行，观护人则受检察官指挥执行保护管束事务。成人毒品案件主要处遇方式有缓起诉附命戒瘾治疗、观察勒戒、戒治、入监服刑、缓刑附保护管束、假释附保护管束等几类，除缓起诉不用经过法院，其他处分均需要法院审理裁判。由此可看出，倡议的毒品法庭运行与现制相仿，最大差异在于法院角色与被赋予的任务，即是以设置专庭方式，负责审查案件，并统筹相关行政分工与整合资源。
第二面是行政资源与分工，也就是钱与权在哪里？我国毒品防制业务可从行政院定期召开的毒品防制会报来看，分为「防毒监控」、「拒毒预防」、「缉毒合作」、「毒品戒治」及「综合规划」等组，以业务性质划归法务部、卫生福利部、教育部等部会分工负责。有权责，就有钱，故每年都会编列相当经费预算及人力，让这些部会用于落实政策。
第三面是司法系统的组织与分工，「毒品法庭」虽设定要由法官领导检察官、观护人，却不把相关人员改编入法院组织，法院在没有监督及管考权力下，能顺利指挥这些人吗？再者，办案所需的经费及补助款项由法务部掌控，承办案件法院却无法直接运用，又司法与行政互不隶属，司法无权干涉行政分工，无法命令行政提供资源。在此情况下，即便成立专庭，没钱、没权、没执行人力，又没补助款吸引医疗或民间团体配合，试想专庭如何能以领导者的地位运作？
事实上，法官审理案件均本于职分，是否专庭并无差别，反而是缓起诉附命戒瘾治疗观护监督力不足、一罪一罚及五年再犯等修法问题，才是迫切需检讨的，也因看清这些，毒品法庭提案终未能在国是会议第5组会议获得多数委员支持。
▲毒品成瘾性高，长期使用会造成脑部病变，终身要面对高复发的危险，难克制而易再犯。（图／记者李毓康摄）
毒品问题解决的关键，不该是位在「社会安全网」尾端的司法与矫正，若刑事处罚威吓即能解决一切，照理被关过的毒瘾者，应该都不会再犯，但毒品成瘾性高，长期使用会造成脑部病变，终身要面对高复发的危险，难克制而易再犯。
大家或许会想，既然是疾病，那就开药医吧！惨的是，二、三级毒品成瘾病变并没有有效治疗的药物，当没有药到病除良方时，只剩疗程漫长且无法立即见效的心理及行为治疗，如何协助「患者」持续就医？便是成败关键。这时社会支持及生活重建方案就该登场，协助他面对与解决家庭、经济、就业及环境转换等问题。当调整生活型态、少接触高危险情境，就能重建健康良善的社会连结，故以医疗搭配社会支持与生活重建方案，才是切断复发用毒循环的良方。
近年司法人员已了解毒品成瘾会造成脑部病变，故当个案有配合意愿，且有医疗或相关方案可运用时，都愿意尽量让他留在社区处遇，并以司法强制力为后盾，让个案在恐惧被监禁压力下，配合执行。惟医疗及相关方案并未准备周全，行政部门间纠结于事权切割及划地自限上，迄未见资源整合的契机，之前我曾以「沦为社福孤儿 吸毒儿少的司法辅导困境」为题谈过这些困境，即便是被倡议者称许的少年法庭，当碰上行政藩篱及资源匮乏问题时，也是半筹莫展，但我们转身还是得面对一再复发用毒者，束手无策时，仍要顾及社会安全，评估是否改采社会隔离监禁模式。
司法人员并不想无奈落入让个案抓、关、放循环中，社会支持及生活重建方案才是跳脱此循环的关键解药，国是会议第5分组也从此角度讨论及做出决议（第5组毒品相关决议），在此呼吁政府能参考并采行，从修法、建置多元处遇方案及统合行政资源等方向做起，毕竟这是场漫长且不会结束的战役，我们必须持续调整作战方案，才有机会从毒海中拉回每一个被囚禁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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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以凡，基隆地方法院调查保护室主任调查保护官。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公司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