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钦／发展太空科技前先立法 以日本《宇宙基本法》为例
▲我国逐渐发展太空科技，就得先从太空基本法，这种属于地基的法制工作开始。（图／pixabay）
台湾第一家太空科技公司租下养虾场以来为火箭的试射，却引发违反土地使用的疑义。面对如此的新创科技与产业，势必得有新的法律制度为配合，这也是今年新国会必须正视的问题。
惟于此次选举，似仅有时代力量提出制订《太空法》的构想，其他政党，尤其是两大党，却未有此方面相关政策与论述，就凸显此次选举于政策、政见的提出与辩论，实是少之又少。更重要的是，就算要制订《太空法》，但到底要规范什么内容，也会是个问号。
现今于亚洲，发展太空科技的国家，如中国、印度、南韩，甚至是北韩与伊朗，已逐渐增加中，但仍以日本为最早，也多用于商业用途，故有关太空立法，自然也以日本最早出现。而日本发射人造卫星，虽早在1970年代，但真正的立法规范，却要到21世纪才出现。
而就目前日本的太空立法，有于2002年通过的《独立行政法人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法》、2008年通过的《宇宙基本法》及2016年通过的《人造卫星发射及其管理法》。而这其中，自然以《宇宙基本法》为最重要与最上位的规范。
《宇宙基本法》的目的，自然是在因应太空竞争的时代，内国如何有效开发宇宙的整体性计划。而这种开发计划除了必须符合国际法的要求外，也必须是立于日本《宪法》第9条的「和平主义」的精神；这也代表，日本的宇宙开发，于现阶段，排除了有关军事用途的目的。不过，根据《宇宙基本法》第3条，虽将提升国民生活列为最上位的目标，但其中也包括国家安全的保障，再加以太空科技，似乎难与军事运用为切割，再加上《美日安保条约》之故，所谓和平使用的太空发展，就很容易落入宣示性。
而《宇宙基本法》除了在第一章宣示，诸如：和平使用、发达国民生活、产业振兴、国际协力与环境考量的基本原则外，于第二章就进一步列出宇宙开发的基本政策。而此基本政策，最主要是关于人造卫星，甚至是太空探查技术的自主研发，且为了有效分散国家的负担，以及基于产业振兴的考量，扶植民间企业发展太空事业，就为基本法相当重要的主轴。
也就是说，太空事业不能、也不可能是由国家独占，必须是公私协力的努力成果，而为了达到此目的，就得确保有足够的人才，致得课予国家对于相关教育的推动。
至于太空科技的发展，毕竟属于极为复杂且多元的事业，为了避免多头马车与有限资源的浪费，《宇宙基本法》也要求政府必须规画「太空基本计划」，且为了有效落实基本计划，基本法也明文必须于内阁府设立「太空开发战略本部」，并以首相为本部长、官房长官为副本部长，可见日本对于太空事业发展的极度重视。
不过，日本的《宇宙基本法》毕竟仅是一种基本架构式的立法，目的在宣示太空开发的基本原则。故在此法的最后一章，即要求政府必须在基本法的框架下，尽速完成相关具体法律的制订与整备，才足以迅速推动太空科技的发展。而我国现今，既然要发展太空事业，实就得先从太空基本法，这种属于地基的法制工作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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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钦，真理大学法律系所副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法税改革联盟发起人及超征还财于民公投提案领衔人。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