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钦／借镜日本《宇宙活动法》 争一席未来太空权
▲太空科技的发展成为21世纪的重要产业，必须尽快制订法制，除了太空基本法外，亦可借镜日本的《宇宙活动法》。（图／视觉中国CFP）
太空发展除了最尖端的科技外，亦会牵动相关事业的发展，因此成为21世纪极为重要的龙头产业。尤其各国积极发展5G通讯的前提，就是必须有全天24小时且畅通无阻的人造卫星，为了不受制于人，使得各国争相投入太空事业的发展。而台湾于5G产业，本就无法取得先机，于太空科技的发展，相对于日本、韩国，甚至是中国与印度，就显得更为薄弱，亟待急起直追。
只是我国于此新产业的法规范，根本付之阙如的情况下，就可能使欲投入太空科技发展的民间业者，面临动辄得咎的窘境。为了避免法制真空，除了必须建立太空基本法外，针对最重要的人造卫星之发射与管理，恐也得尽速为立法。而关于此等立法，或许可以日本的《宇宙活动法》为借镜。
关于太空科技的发展，总脱离不了军事运用的目的。尤其在美国雷根总统时代，为防制苏联洲际道飞弹的来袭，甚至还以电影《星际大战》为名，提出所谓「星战计划」，由卫星或太空战机以雷射击落弹道飞弹。即便现今看来，美国「星战计划」仍是科幻多于真实，但在1980年代，却让人信以为真，使得苏联投入更庞大的国防经费为反制，而拖垮已经凋零的经济，也被认为是造成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相对来说，日本因受制于和平宪法之故，使其太空科技的发展，锁定于民生与商业用途。虽然日本早在1970年代即发射过卫星，但相关法律的建立，却要到21世纪才出现（参考文章：吴景钦／发展太空科技前先立法 以日本《宇宙基本法》为例）。而关于具体的太空事业规范，则是于2016年所制订的《人造卫星发射及其管理法》，一般简称为《宇宙活动法》。
《宇宙活动法》对于人造卫星的规范主要有三个面向：首先，由于宇宙不仅是超国家，且也不可能存有所有权的概念，故各国自然必须遵守相关的国际法，也因此，政府就必须在鼓励民间发展太空事业的同时，也应告知与要求业者遵守国际规范。尤其在人造卫星绕行轨道，若非属同步的情况，势必会进入他国的领土范畴，这必然会与他国产生管辖的竞合，业者如何能不因此触犯他国法律，自有待政府的积极辅导与协调。
再者，由于人造卫星的发射属危险行为，自应是种特许行业，必须受到最严格的规范以确保安全无虞。也因此，日本《宇宙活动法》中规定，关于人造卫星事业，许可机关乃放在最高层级的首相，这也象征关于太空事业的发展，是由内阁府为主管机关，而非仅靠单一部门就可毕其功。
最后，在火箭发射不可能万无一失的情况下，就必须有损害发生时，对无辜受害者的损害赔偿规定。由于太空的不可预测性，以人类现有科技，即便火箭本身于设计、制造过程没有瑕疵，相关人员也尽了注意义务，仍可能会以失败收场。若坚守民法侵权行为的过失责任，受害民众恐无以求偿，因此，《宇宙活动法》里，除明文无过失责任外，也强制业者投保第三人责任险，甚至也规定政府给予一定的补偿金额，以在某种程度分担民间投入太空事业的风险。
虽然任何的法律规范无法赶上太空科技的发展，即便是已经立法的日本，立法者仍要求政府随时检讨法律的完备性。相对于此，我国现在连基础的太空基本法都没有，更遑论具体的太空活动之法规范。也因此，若太空科技已属必然的国家发展目标，但于相关法制完全欠缺下，肯定让有意投入此等事业者有所顾忌与迟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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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钦，真理大学法律系所副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法税改革联盟发起人及超征还财于民公投提案领衔人。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