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转机！花旗撤出台湾消金市场 外商银行接手需观察ROE
文／Black Bubble
外商银行生意考量的基础，就是股东权益报酬（ROE），如果花旗执行长像新闻所说的，想跟上同业，如摩根大通的回报率，那么花旗舍弃13个消金市场也就情有可原。
笔者4月中被邀稿时，当时台湾尚未经历目前的缺电、肺炎社区染疫危机，回顾今时外资金融机构的撤离准备（花旗消金业务、保德信人寿）以及疫情对经济活动／成本的冲击，标题的醒世恒言之风雨如可产生稳定的绿能，也许只能帮助台湾缓解能源缺口之困境。面对快速变迁的媒体新闻标题、国际资本市场的现实考量，台湾是否准备好长远的规划与因应策略？
疫情是危机，亦是转机
笔者浅见认为，COVID-19已经成为2020年后最大的市场风险因子，它的风险不是来自于如SARS的高死亡率，而是在于媒体渲染下造成民众心理过度恐慌的因应方式，及主政者的急促对策与资源重新调配造成的潜在长期经济伤害，甚至社会对立。
平心而论，武汉肺炎的确诊死亡率已下降至目前的平均2％（某些国家可能因本身公卫缺乏而较为严重），全球死亡人口比例每千人也未因此病毒而产生急遽变化。台湾在2020年因全球疫情所造成的高科技供应链移转中逆风得利，但现今自身陷入其他国家去年经历过的同样恐慌中，执政者如何摒除杂讯，规划长远发展方向与国际接轨（能源、科技、金融等）及落实执行时程更为迫切。
▲世界人口死亡率。（图／台湾银行家提供）
基础建设为金融发展基石
虽然笔者从事的非高科技制造业，需要高耗电与工业用水，但国际金融市场早已进入数位世纪有年，无论多先进的FinTech AI、云端应用、大数据运算，乃至近来炙手可热的数位加密货币，所有先进的网路金融交易皆会在电力中断那一刻，戛然而止。即使不若肺炎引起的瞬间恐慌，但国际资本往来除了考量当地金融法规延续性、开放透明度，也会考虑能源基建的稳定度，进而影响其交易意愿。
台湾在非核家园的目标前进，提倡绿色金融也是与国际ESG潮流同向，但是当资本导入绿电投资后所面对的临时地方抗争、未来法规政策协调风险，政府前置评估规划到能源建置中维持合约执行的保障，也间接影响着金融市场未来发展。
▲金融市场活动。（图／台湾银行家提供）
可能读者们在防疫第三或第四级时，已无心关注花旗4月中宣布消金准备撤离的消息。笔者不免俗的还是要分享外商银行在生意考量的基础，也就是股东权益报酬（ROE）。
如果将花旗台湾与花旗全球做比较，台湾的确高于全球回报率，但如果花旗执行长像新闻所说的，想跟上同业，如摩根大通的回报率，那么花旗舍弃13个消金市场也就情有可原。至于其他外商银行是否愿意接手或退出台湾，笔者观察还是回归到ROE是否能达到股东要求，而非单纯追求增加市占率。
▲金融机构ROE。（图／台湾银行家提供）
等待，或者我们有其他选择
与此同时，国内银行是否有利基点争取花旗的台湾消金业务呢？笔者认为，台湾领先消金的民营银行与花旗有很高的客户重叠性（尤其是过往花旗人分布的商业银行），所以客户可能已经在默默做资产移转的动作，让既有国内竞争对手不用透过收购已可以得利。官股银行虽然可以透过并购花旗取得更高的消金市占率，但是如果企业文化与花旗文化迥异，那么购并效益、人才保留将会大打折扣。
除了同业收购，笔者也自问有没有其他机制来增加花旗欲退出的市场效益？放眼国际市场迈向数位银行趋势，包含摩根大通年初也是第一次跨出美国消金市场，以数位银行的形式进入英国消金领域，所以，是否会有其他非传统银行业者透过取得花旗当地市场执照，来提供数位金融服务？抑或是花旗台湾管理团队有其他更好利基，与总行提出Management Buyout（管理者收购）直接成为拥有者以增加台湾消金的效益？
当然，以上的假设是建构在花旗愿意针对台湾市场做出单一售出动作（市场目前观察花旗应优先以整包13市场出售或分拆欧亚两个区块卖出）。国内金控如对区域消金有兴趣者，也许该构思与花旗谈判区域性的收购以一举提升规模经济，甚至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力，并且帮助台湾增加资本与人才交流的机会。
犹记得90年代李前总统提出亚太营运中心概念，回顾至今，台湾绝对有足够的金融资本（香港与新加坡的金融机构业务和私人银行一直将台湾视为重要客户市场）、科技（全球晶片荒更显得台湾供应链的重要性）与人才（支撑着产业发展）可以在区域乃至全球扮演重要贡献角色。
在国际政治角力上，我们虽然须持续面对中美平衡的挑战，但是笔者认为国际资本永远在找寻金融法规与国际制度接轨、政策发展稳定有持续性，及金流自由开放的市场来进行交易。如果主政者可以思索下一步的改革开放，我们成为香港、新加坡后的国际投资交易中心是可能的。
本文作者现任职台湾外商银行，探索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阅读《台湾银行家》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