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漫长路】器捐率惨输南韩！病人熬4000天等器官救命 台湾缺一味「特效药」
▲公视5月全新医疗剧《生死接线员》接档《我们与恶的距离》，不过站在医疗人员角度，既是期待也怕受伤害。（图／公视提供）
记者黄君瀚、邝郁庭、张方瑀／专题报导财团法人器官捐赠移植登录中心系统上，显示着某位肾脏患者等待期超过4000天，换算已是11年光阴，漫长无止尽的等待，身心煎熬的考验难以想像。他不是特例，目前全台仍有近1万例病人等候接受器官移植，系列报导中完成手术的杨钧仪和吴姄宣，分别等了3个月和6年，是少数的「幸运儿」。根据器官捐赠移植登录中心4月20日统计资料，2019年度有效等候接受器官移植病人共9702人，只有282 人完成移植，比例仅约2.9%。各器官中，接受移植比例较高的部位为肺脏，48人等候中、8人已移植，约16.6%；其次是眼角膜，843人等候中、130人已移植，约15.4%；比例最低的部位则是肾脏，7493人等候中、76人已移植，低到仅1%。台北慈济医院器官捐赠移植协调师余翠翠说，对这样的数据不感到意外，她最近也有病人等待器官超过10年，洗肾洗了10年合并症都出现了，如果是在国外可能只要2、3年就能拿到，「我们随便都要个10年」。她感叹，病人洗到合并症产生后就不能移植，甚至等到往生的例子比比皆是，更何况2、3年就能换跟等了10年相比，效果绝对有差。
【南韩传奇拳王崔尧三 死后器捐唤起国民意识】「我觉得我们都还在摸索，没有办法像南韩那样，因为一个拳王的事件......捐赠率就往上冲，某年就反转冲很快，整个人民就起来了。」余翠翠提起一段10年前往事，南韩拳王崔尧三（又译崔尧森）意外脑死事件，国民英雄唤起了人民器官捐赠意识，时至今日南韩捐赠率在亚洲名列前茅，远远甩开台湾。
▲南韩传奇拳王崔尧三比赛结束后倒下，紧急送医抢救却再也没有站起来。（图／美联社）崔尧三自1993年开启职业生涯，1999年在世界拳击理事会（WBC）轻蝇量级（Light flyweight）中击败泰国选手获得世界冠军头衔，之后连续3年成功卫冕，成为南韩家喻户晓的传奇拳王。2007年底，崔尧三在一场比赛中遭对手重击后倒下，尽管最后靠意志力坚强胜出，却在铃响后2秒再度倒下，再也没有站起来，享年34岁。一代宗师崔尧三在擂台上谢幕，大爱遗留人间，家属根据他生前遗愿「愿最大程度帮助别人」，脑死判定后同意捐出所有可用器官，眼角膜、肝脏、心脏和肾脏，一共造福了6位病患，如流星般璀璨精彩的生命，在更多人身上延续。【畏惧谈生死 台湾器捐风气有待提升】
国际器官捐赠与移植登记组织（IRODaT）2017年的报告显示，西班牙为大体器官捐赠率最高的国家，每百万人的器捐率为46.9，美国31.9排世界第五。亚洲方面，伊朗每百万人的器捐率为11.4、南韩9.9，台湾则为5.3。
「绝大多数的家属都是突然之间遇到意外，在遇到前不会特别去想。儒家文化畏惧谈生死，现在才有渐渐改变。」器官捐赠移植登录中心执行长、长庚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江仰仁说，提升台湾器捐风气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正因国人忌讳谈生死，唯有慢慢去改变，「现在2、30岁（年轻人）在我看来是保守派，他们不太可能跟家人谈这个。」
▲江仰仁医师谈起登录系统，最早版本是在柯文哲时代订下来，现在只要输入资料，电脑就会自动分配、列出排序，至于分配原则是否更动由各医院移植专家讨论后决定。（图／器官捐赠移植登录中心）
江仰仁观察2、30岁这一世代，他们还非常年轻，没办法想像有天会突然遇上生命终止的意外，如被车子撞上，自然对器官捐赠议题缺乏深入的理解，「但也不能去苛求，他们人生还很光明......所以生死学教育很重要，让大家觉得像吃饭一样很平凡。」
【提升器官捐赠率 快慢2帖药方】江仰仁开出2帖药方，一是教育，二是法律规定，「只有这2个方法」。教育是最基本的一环，让生死学观念从小扎根，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一块登录中心每年都在推动，花预算在各级学校演讲，只是碍于经费限制、学校数量又多，很难全台跑遍，只能慢慢做、慢慢改变，「假设教育部有一定的意念去推动，其实是可以在课纲加入，某一课谈器官捐赠。」
若上升到法律层级，肯定会遇到很大的反弹，但绝对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江仰仁坦言他不是主要的倡议者，这个看法普遍存在移植医师心中，很早之前移植医学会就跟卫生署（现为卫生福利部）提起相关建议，只是从主管机关和立法院得到的答案，总是一句「时机不成熟」。江仰仁说，其实法律规定有很多种作法，例如可采行「表态反对制」，意思是除非表态反对，否则一律视为赞成，「习惯上反对较少人会举手」。他说，器官捐赠要先判脑死，但目前我国共识的死亡是心脏停止、没有意识、心肺失去功能才称为死亡，脑死在台湾只有要做器官捐赠的人才做判定，「但我们都知道，脑死是不会回来了。」
▲目前器官捐赠意愿均登录于健保IC卡上，器官捐赠同意卡成为认同卡，主要用于收藏和纪念。（图／记者黄君瀚摄）
他建议台湾可以美国为师，死亡判定有2种，一是脑死、二是心脏死，将脑死提升到法律层面，当病人昏迷到一定程度，医院必须判是否脑死。假设病人脑死了，家属必须面对2种选择，一是撤除维生系统，二是器官捐赠，「其实这2个选择是一样的，要器捐也是要撤除维生系统，美国就是这样。」若不器捐，家属和亲友可选在隔天和病人庄严告别，然后医院撤除维生系统。【马上推行时机不对？ 医疗人员也缺乏共识】2帖药听起来是医治台湾器捐率不高的良方，不过现实层面有着重重阻碍。在器官捐赠移植登录中心推动下，卫福部于2014年10月1日「人体器官移植分配及管理办法」新制上路，只要配偶或三亲等内血亲曾经器官捐赠，若有天需要等待器官移植，就能享有优先的机会。
江仰仁说，台湾只要跟着美国做，加上已上路的三亲等制度，器官量一定能大幅增加，但政府在做决策时常说时机不对、民气未到，「其实是政府不敢test（测试）」、「老百姓可能没那么反对」。江仰仁提起器官捐赠移植登录中心去（2018）年所做的调查，超过90%捐赠者家属并不后悔器官捐赠的决定，反倒是医院认为不能。他说，大概有3000多位医疗人员受测，多数和移植相关部门无关，医疗人员发自内心觉得时机不成熟，「连医疗人员都不敢，政府怎么敢问老百姓？」
【医院第一线观察 强摘的果子未必香甜】长期在第一线陪伴病人的余翠翠则认为，上升到法律规范层面，以当前台湾社会的氛围来看并不乐观，「大众容易被媒体引导，若是有任何一个类似爱滋器捐的事情发生，就会让民众去退卡。」此外，当多数国民都不是很清楚器官捐赠这件事情的意义时，代表风气十分欠缺，「（硬推）大家一样会去签拒绝捐赠」。
▲余翠翠谈起成为协调师契机，打趣说是「傻傻的」受主管引诱，只是比起担任护理师，这份工作更能挑战极限，只要看到病人回复原先的生活，重新成为社会的力量，就是一直做下去的动力。（图／记者张方瑀摄）「我们关怀这些议题的人根本没那么多，因为大家不重视这个。」她说，在我们国家任何议题很难被友善对待，明明台湾有着顶尖的医疗水准，技术已跟国际接轨，前辈们拚出来的器官移植存活率不输国外，「差别是我们来源不足......。」
余翠翠举例，医院中有不小的比例是病人生前签署了器捐同意书，家属在最后关头还是拒绝捐赠，「第一个可能是他签的时候没有跟家属讲，或者是，家属就是舍不得。」「舍不得」3个字道尽台湾传统文化和家属内心切身之痛，不想见到亲人、挚爱死后再度动刀，使躯体再受苦难折磨，甚至忧心捐了眼角膜会不会看不见回家的路？
▲台湾肩负捐赠、移植重任的医院设有「器官捐赠大爱墙」，让爱心永存，照亮更多生命。（图／器官捐赠移植登录中心）「抓去捐赠没问题，我们不会被告，但我们为什么不会这样做？」提到病人生前意愿和家属决定不同的两难，余翠翠认为医界现在一切的努力，是想把器捐往良善的方向引导，以善为出发点造福更多人，「我们已经努力去除秃鹰的标签，如果法律又不顾家属想法，强制去做这件事情的话，我们没有办法预估那个后果。」她说，过去病人器捐与否，常常是要考虑到整个家族亲属的意愿，曾有个个案是太太要帮脑出血的先生做决定，事前也早已确认过先生的意向，但没想到丈夫没跟家族提起，最终造成情感拉扯、双方关系紧张。不过展望未来，余翠翠是相对乐观的，因为年轻世代会走向小家庭，家族效应慢慢淡掉，小家庭成员就能自行做决定，「我们的对话会比较平行，届时再来推，可能会比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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