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论》从兴利去弊角度论囤房税课征
行政院提出「房地合一税2.0」版，主要将短期持有房屋之交易所得，课征45％税率者，由一年内拉长至二年内；课征35％税率者，由二年内拉长为二至五年内；以及将法人买卖房屋比照自然人纳入课征范围等，以期打击炒房，抑制房价攀升。然而行政院对部分学者专家及在野党主张的囤房税，却持暂不考虑的态度，令许多人失望，话题仍在持续热议中。然若房地交易所得与房屋持有课税能够双管齐下，将更能发挥政策效果。因此，课征囤房税的是非曲直，如何兴利去弊？实有探讨必要。
处于资本主义社会，重视财产权保障，在自由市场经济运作下，人民累积财富，尤其是房地产，是很自然之事；只要取之有道，为何要对囤房行为加重课税，应该师出有名。直言之，政府打击囤房要有理论基础，若是囤房产生市场失灵现象，政府就有介入必要。检视近年来房屋市场供需与房价炒高情况，已让一般人买不起房子，产生外溢效果；因囤房而影响他人生存权与居住权，造成经济与社会不安，形成公共劣财（public bads）；以及有些人拥有过多房子，却让他人无立锥之地，有违居住及分配正义原则。基此，政府针对囤房现象加征房屋税，应该有其必要性。
「囤房」在字面上已让人有负面的价值判断，透过课税予以惩罚，似乎理所当然。然而何谓「囤房」？拥有多少户房屋以上，会对社会造成伤害，应有理性认定准则。虽然有城乡差异、屋龄与房屋大小、持份计算等问题的存在，以同一标准一视同仁的课税，可能会因「囤房」的定义不清，影响课税之正义性。然而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合计拥有多少户以上，将成为囤房税处理对象，那些特殊情况予以排除，应该有可受公评之认定标准。未来冀望政府能以社会普遍接受的公平、客观方式，认定囤房行为之持有户数，就不必为认定困难及公平性而起争议，以免成为阻碍立法的借口。
就学理上言，课征囤房税的目的，在于提高房屋持有成本，降低囤房诱因，促进闲置空屋释出，增进资源运用效率；若能按拥有房屋数累进课税，当能合乎量能课税原则。至于行政部门一再强调囤房税课征，屋主会将税转嫁给租屋者，尤其是年轻人，就会殃及无辜，政府在政策评估时，必须弄个明白。其实，囤房税是否转嫁？转嫁程度如何？乃由供需弹性所决定。若是租屋者因全无议价能力而承担税负，就会让其无辜受害，政府当有相关配合措施，「兴其利、去其弊」。由于各国国情不同，财政部不宜再以韩国打房25轮，仍而造成房价、房租猛涨，作为反对囤房税的说辞，而是要深究原因、加强防治，收「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之效。
课征囤房税是否能抑制囤房行为，则是决定应否课税的关键。由于囤房税须每年缴纳，长期负担必重，理应降低持屋意愿。然而，囤房税只是解决居住正义问题的一环，单靠此税，极可能效益不彰。囤房税虽以持有户数多寡累进课税，却因房屋并非标准化产品，欲达量能课税目的，的确有其不易。况且，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下，可能会改变房屋的形式与格局。例如在17世纪时，英格兰为了筹措财源，对房屋的窗户数课税，结果造成房屋盖的没有窗户，或是封窗以避税；荷兰曾按房屋宽度课税，结果房屋盖的又窄又深。由此可见，课税扭曲行为的力量真得很大。因此，若要课征囤屋税，必须好好规划，事前详细评估，引导行为有助于国计民生，而不是刺激房屋合并，或促使持有户数由多变少、面积由小变大而已。
检视中央与地方之有关分权关系，现行房屋税条例第5条已有课征囤房的机制：对于非自住住家用房屋，中央订出法定税率范围为房屋现值的1.5％至3.6％；并由地方政府得视所有权人持有房屋户数订定差别税率。然而此种不具强制性的法律授权，使得目前只有台北市、宜兰县课到最高税率3.6％，绝大多数县市都不课征囤房税，故而有学者专家建议，应由中央立法，一致性的来推动。问题是，全国各地囤房情况不同，房屋之大小、品质、价值不一，再加上房屋税属地方政府财源，基于地方自治理念及因地制宜特性，若改由中央统一立法，以全国一致的税率强制实施，其政治可行性有待考验，也当力谋突破。
房屋持有税负的合理化，取决于税率与税基，具有同等重要性；而现行制度是中央订税率、地方订税基，分属中央与地方决定。若房屋评定现值（即税基）长期不予调整，严重偏离市价，地方政府难辞其咎，就在税基上呈现「地方政府失灵」现象。中央政府应积极督促各县市政府，提供更具诱因的机制，矫正税基偏低现象，实在具有必要性；例如在中央统筹分配税款的分配公式中有效考虑。至于居住与分配正义的落实，政策性的打击囤房，中央在房屋税率的修法上，应该发挥更积极的角色与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