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财周刊／迈向全球城市：矽谷的城市如何拚经济
文‧黄志远
曾经赢得五次超级杯年度冠军的旧金山四九人美式足球队，每年球队的营业额超过二亿五千万美元，富士比杂志评估其球队价值超过十二亿美元。球队除了提供旧金山数千个工作机会外，并贡献三百五十万美元的净收益给提供场地的旧金山市政府休闲暨公园管理处，以及四百一十万美元的直接及间接的市府税收。
故当其表明已经用了四十年的老旧球场不敷使用时，旧金山市政府于1997年透过公投的方式，市民同意市府开发周遭的地区，并答应支助一亿美元建立新的球场。双方并于2006年，认真的就新球场的扩建计划进行谈判，市府并提出厂商赞助的三亿美元的援助为诱因，希望球队留在市区。但由于球队的老板对于旧金山政府所提新球场坐落的位置不满意，转而考虑位于旧金山南方六十四公里处的小城市，也是其训练场所的所在地，圣塔克拉拉市，与市府及议会讨论建立新球场的可行性。矽谷式公投值得参考圣塔克拉拉市位于加州矽谷的中心地带，史丹福大学的南方约二十七公里，也是高科技大厂英特尔、应用材料及英伟达(nvidia)等总部的所在地。人口116468人，其中亚裔占37.4％，面积47.6平方公里。经由市长及其议员与球团会商后，市府决定将球场的兴建计划，透过市民连署的方式，交由公投决定。计划内容包括在不动用市府一般预算下，市府资助一亿一千四百万美元，并在市府与球团分享运动场命名权及球季座位选择权的权利金，以及球团同意四十年的租约下，同意贷款八亿五千万美元兴建造价十二亿美元，可以容纳68500名观众的球场。而资金不足的部分，由球团负责。在球团的运作下，经由八千名合法选民连署后，于2010年六月举办公投。在加州公投法的简单多数决下，14628人赞成或58.2％赞成，10505人反对，通过争议颇高的球场兴建的公投议案。球场预计2014年的八月开幕，承包厂商如能如期完成，将额外提供高额奖金，以为鼓励。面对多方冲突的选择
赞成的人士，认为透过新建的四九人球场，不但可以带动区域的经济发展、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也可以为市府增加可观的税收；反对的人士，认为小小的市政府不该承担如此庞大的贷款的风险，及提供一亿多美元去帮助这些亿万富豪兴建球场；环保人士也认为球场的兴建将带来大量的交通问题，应待环评通过后再行公投而反对。
究竟是否该为了城市发展的利益，而为超级富豪作嫁，去建一个他们认为可以为自己获利更多的球场？或是否应牺牲当地生活环境来交换城市的发展？面对这样一个多方冲突的选择，对任何一个决策者而言，它都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尤其处于现在所谓的民主的台湾。在经济利益大多属于中央政府的现状下，它有权帮市民做决定吗？即使市府享有巨大的好处，会敢为「富豪」全力护盘吗？开再多的产、官、学的会议，能消弭百姓对利益输送的怀疑吗？
「合议庭」作出的决定，是否又是一个面面兼顾，却没有任何足够经济动力的提案，而却希望企业买单呢？环评的结果，有可能排除环保人士持续的抗争吗？这不都是我们转变为民主社会后，陷入的困境吗？或许有些人希望回到威权时代有魄力的来拚经济，但「绝对的权力所带来的绝对的腐败」真是我们想要的吗？这些因经济发展而牵涉到的环境保护、独厚财团、程序正义、社会公义等彼此冲突的议题，每日不断的重复，而政府解决的方式，往往又进退失据。台湾，十六年平均薪资没有成长，间接证明它已达到在这个制度下的成长极限。何以致此？其中一部分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在制度的设计上，缺乏一个让不同利益团体可以认同(或只好接受)并能提出有执行动力的解决争议的方式；另一方面，它的法令规章往往是「防弊大于兴利」，导致「奉公守法」的公务员在「依法行政」下彼此牵制，任何创新都窒碍难行。美国是一个最注重清廉、民权与环保的国家之一，它的城市都能够在完全民主化下拚经济，我们又何尝不能呢？
公投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想知道圣塔克拉拉市新建的四九人球场的结果吗？截至2014年三月为止，不包括十二亿美元兴建球场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光销售九五％的座位选择权，权利金接近十亿美元，市府可分得一半；球场命名权，由牛仔裤大厂Levi's以二亿二千零三十万美元取得二十年的使用权，市府分得70％。另球团每年必须付2450万美元的球场租金。或许受益于矽谷强劲的经济成长，这样的结果，远远高于其原来的财务预测。由于这个新建的太阳能球场，将是全联盟最科技化、最环保的球场，联盟也同意由这个球场主办2016的超级杯的比赛。当然，在非球季时间，它也可以举办大型的演唱会或其他活动等增加市府的营收。今天，圣塔克拉拉市政府能够享受这样的成果，完全是因为在制度的设计上，它有一个能让老百姓认同的合理机制，来共同处理这个备受争议的问题，而持续向前进。当然我不是说每个公投下来的结果是完美的，但是否碰到重大争议时，一个城市的经济该由该城市的居民来共同决定并承担，而非少数政治人物或一个遥不可及的中央政府来决定。台湾也要突破成长的极限鉴于矽谷城市拚经济的例子，台湾，如果想突破其成长的极限，它不该再是仅寄望百姓四年一次，「人」的选择；而是应该要求有权制定游戏规则的人，重新审视目前的制度的设计是否权责相符。我们法令规章的制定是否与达成的目的与目标一致；是否愿意鼓励机构创新，并能够建立接受失败的文化，才是最重要的一步。(文未完)【更多精采内容，请见《理财周刊》715期，便利商店及各大书店均有贩售www.moneyweekly.com.tw】【提升理财力--理财课程资讯www.moneyedu.org.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