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论》财税政策在促进公平正义上应有的角色
当前社会强调公平正义，实与资本主义发展脉动息息相关。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透过资本累积，市场价格机能运作，引导资源配置与经济发展。然而资本主义造成社会分配不公不义，始终成为致命的「阿基里斯腱（Achilles tendon）」。面对全球化的挑战，至今仍乏有效解决问题的药方。资本主义无节制的发展，若是处理不当，一旦重蹈十九世纪覆辙，形成阶级对立与抗争，绝非全民之福。
关于公平正义的看法纷歧，可先从光谱的两个极端来观察。其中一端，乃可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及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亚当．斯密（Adam Smith）受重农学派的影响，强调自然正义与自由放任，主张小政府，政府角色在于保障国防安全、个人财产权，以及自由、平等不容侵犯。自由主义大师海耶克（F. A. Hayek），大力维护古典学派观点，个人的适当行为表现就是正义，政府角色则是为自由社会奠定法律架构，然后交由市场价格机制去运作，并极力反对极权主义、社会主义与福利国家。此种观点获得普遍认同，然而自由竞争的正义，是否会因竞争起始点不公而造成不正义，不无疑问存在。
另一个极端，则是马克思（Karl Marx）的主张及共产主义发展，强力反制资产阶级拥有剩余价值，以及资本家对劳动者剥削造成贫富不均；而是主张「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生产与分配模式，才是正义的道德标准。然从大历史角度言，过去极端社会主义的实验，由于制度设计不当，诱因机制缺乏，人民没有自由与产权，极权统治扼杀民主，百姓依然一穷二白，以致中东欧共产主义在1989-1991年先后崩溃。
与亚当．斯密几乎同时代的边沁（Jeremy Bentham），提倡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除个人追求最大幸福（效用）外，就社会言，更在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必要时可以牺牲少数人利益，成全多数人利益，被视为是一种分配正义的展现。进而功利主义透过卡多尔─希克斯（Kaldor-Hicks）的补偿原则，只要社会福利增加填补福利减少而有余，能够增进社会福祉就是正义，并且成为福利经济学及成本效益分析的立论基础。然其前提是人与人之间幸福（效用）可以量化、比较，福利可以加总，少数人福祉可以被牺牲，均不无疑问存在。
二十世纪的美国哲学家罗尔斯（John Rawls），对正义另有一番主张，容许社会财富及所得分配存在差异性，但每个人所处最初状况不应有所差异。因此，政府应加强对富人课征遗产税，并对弱势者补贴及增强教育支出等，让社会底层最弱势者获得最优先的照顾，能够追求其福祉的极大化（即「小中取大准则（maximin criterion）」，这就是正义。罗尔斯的正义观，将能增进社会流动性，对分配不均现象产生部分矫正功能，基本上维持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精神。
由于政府课税是展现公平正义的重要手段，绝对不应也不能回避。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亚当．斯密主张课征比例税率，以期合乎自然正义。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财富分配不均现象严重，19世纪后期的德国著名财政学者华格纳（Adolf Wagner），强调社会正义，主张课征累进税率。美国著名的财政学者马斯格瑞夫（R. A. Musgrave），提出水平公平性以及垂直公平性的概念。前者强调同等地位应同等对待，后者强调不同地位应不同对待。用到课税上面，例如凡是有所得就应课税，则是合乎水平公平性；高所得应课征高税率，低所得应课征低税率，则是合乎垂直公平性。在此必需指出的，水平公平为垂直公平的基础，没有水平公平，就不必奢谈垂直公平。
前述仅是各家角度对正义及租税正义的扼要比较，终究仍应指引未来政策如何发展。在全球化现象及租税竞争无法有效遏止下，单一国家课征高所得税或资本税，其实并不可行；除非全球各国有志一同的课征，然其交易成本极高。处当前情况，罗尔斯的正义观点与引申而来的财政角色，相对上较能理解与同情。睽诸台湾现实情况，减免税浮滥与逃漏税猖狂，空有高度累进课税，仍然只是虚有其表，达不到量能课税目的，却对努力工作、经营事业之诚实纳税者造成惩罚。政府必须深刻思考未来税制改革方向，合理规划税率结构，大幅缩小租税减免范围，矫正资本所得多不纳税的现象，让有钱人能够正常纳税，达成课税公平正义目标。政府同时应强化对弱势者的移转性支出，有效率推动社会福利与教育工作，保障其生存与进取权益，将更能增进社会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