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论》剖析台湾青年问题与政府的角色

年轻世代面临的困境要如何克服，政府应扮演何种角色，即使选举激情已过，仍应重视、分析与修正。图／本报资料照片

如果把刚结束的总统大选，视作为一次施政总体检，很显然的，围绕在年轻人身上的话题，已与两岸关系主张、能源政策辩论并驾齐驱，成为举足轻重的新议题主轴，激烈的选战过程，「得青年人者得天下」成为三大政党的共同看法。尤其一向被年轻人视为民怨之首的住房问题，以及薪资待遇长期偏低的现象，成为不同阵营攻防新焦点，到底年轻世代面临的困境要如何克服，台湾社会还能提供他们什么样的机会，政府应扮演何种角色，即使选举激情已过，仍应重视、分析与修正，才能照亮台湾青年的未来。

先从住房政策谈起。拥有长期执政优势的民进党，对「住房难」在年轻朋友眼中的负面观感相当清楚，包括内政部、中央银行等多部会接连出手，推出打炒房措施，设法抑制房价涨幅，搭配青年安心成家贷款等优惠政策，为主要的因应措施。汇整个别候选人部分，也提出了青年家户购买公地地上权、扩大兴建社会住宅、继续实施囤房税等多项主张。

上述各式各样住房政策诉求有一特点是，多仍将购屋视为社会新鲜人追求的目标，认为房地产购置仍是大多数民众的「终身大事」，因此一方面控制着供给端的炒房行为，另一方面降低需求端的购买门槛，作为处理问题的主旋律。

的确，买屋是台湾人民根深蒂固的观念，三位候选人亦有不同类型的房地产投资方式，选举期间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抨击。但要提醒的是，目前客观的条件已经出现了变化：随着台湾的企业发展与转型，具有一定规模的大型公司招聘的员工，很难长时期绑在同一地点上工作，以年轻工程师心向往之的台积电为例，早年可以只在竹科工作，发展到现在则有中科、南科，以及大陆南京、日本熊本、美国凤凰城和洽谈中的德国设厂计划，很有机会轮调到不同的地方任职，因此定着在同一地点工作提供的购屋政策，未必符合年轻世代的需求。

且主观上来看，青年朋友的观念和父执辈也大相迳庭，对于本身财富的配置安排更多元化，投资、旅游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吃顿高档餐厅的重要性不亚于购买房屋，买屋的需求因此降低。换言之，就住房政策而言，租赁条件的满足比起购屋条件的提供更显得务实，三党都需要加强此部分政策的内涵并提出论述，才能让年轻人心有戚戚。

另一受到年轻族群广泛关注的是低薪的问题。蔡总统颇为自豪的政策之一是，她任职八年期间，台湾的最低基本工资不论月薪或时薪，年年均向上提升，此为照顾好年轻人重要政策的体现。其实进一步分析，最低基本工资所照顾到的受薪阶层最底层的部分，占比约20％，即使是刚踏入社会的新鲜人，受到此政策照顾的比率也不高，因此虽然年年调整，但多数年轻人未必因此而受惠或特别有感触。

我们要由另一角度来分析问题。台湾产业的主力为制造业和服务业两大类，前者聘用的年轻人之所以低薪，很重要的原因是，企业习惯性寻找便宜的生产要素，对于提升本身产品技术的研发投入太少，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面对台湾土地与工资价格上扬，企业的对策就是赴海外寻找投资新机会，先是大陆后来移转到东南亚，当所在地的土地与工资又提高时，就继续寻找另一个愿意接纳它们的新地点。此类企业多视低工资为重要的经营条件之一，怎能期待愿意给出较好的薪资条件？

再看于服务业部分。据劳动部的统计，服务业约吸收台湾60％的受薪阶层，如以初踏入社会的年轻人为样本更高达70％，因此如要让年轻人对薪资调升「有感」，应先处理的就是服务部门，而其中最具代表性者当属金融业，以就业人数和GDP两项指标来看，占比各在8％～9％、6％～7％左右。

金融业在台湾各产业中的平均薪资或许不低，但相较于国外同业就低了许多。其主要问题在于，企业金融的获利习惯于透过利差来实现，消费金融的获利则以贩售国外引入的二手商品、赚取手续费为主流，产品缺少独特性与吸引力。由于先天不良，多年前虽有心大力发展境外中心业务，效果显然不佳，除OBU以两套招牌方式，勉强成为台资企业的境内资金调度中心，保险与证券效果都有限，大半年做不到一笔生意的业者大有人在。台湾的企业和企业主都是绕着地球跑，所以金融业的主力对手都来自海外，只要国际竞争力偏低生意自然不会上门，员工薪资向上调升的机会当然有限。

如想要改变低薪的现象，不是由政府去拜托企业主提高给员工的回馈，而是制定政策者要改变传统的思维，一要鼓励并提升制造业的研发能力，二要透过管制的松绑释放金融业的能量，当两大产业的产品都拥有国际竞争力时，长期低薪的问题才有根本解决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