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给」保卫战（一）
错误的第一步
我在日本，向公司提出辞呈，算算有20多天的休假要消化，加上周六、日，足足一个月。
辞去工作，「有薪年假」还没消化完，一般就把离职日定在年假消化完的那一天。这段从离开工作到正式离职的休假日子，日文称「有给消化」。「有给」，就是「有薪假」。
我利用这段休假期间，在东京家中养了几个礼拜的浩然正气，心宽体胖，再回到久违的台北探望家人，又受人之托去了一趟上海，借此领了一点酬劳，最后回到日本，继续休假。
这趟上海兼差之旅，让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只因这一节，有分教：「小员工惭惧惴惴畏横祸；大律师雄辩滔滔挽狂澜」
我离职的公司有一条内规：「不许兼职」。「不许兼职」的理由很简单，怕你泄漏公司机密、怕你有利益输送、怕有竞业之虞…总之，为了防患于未然，公司和每个员工都定了这个「不许兼职」的合约。
这「不许兼职」是个非常严厉的「天条」。有看倌说：「景气不佳，公司分红也少，我去便利商店兼个差贴补家用也不行吗？」答案是不行。过去就有人曾经为此，被公司处分。
我虽然离开公司，电脑等用品也都还给公司了，但仍领公司的薪水在休假，「形式上」仍是这家公司的员工。我拿公司薪水的同时，又从别处拿了酬劳，我就是成了「兼职」的现行犯。
这事情，我一直等到25日领薪水，才突然想起。
我不知道这可能会多严重。两边都缴所得税，迟早会被发现(事后证明是我多虑)。
一些可怕的场景出现在我脑海。我可能被公司一状告进法院，要求我赔偿损失、甚至罚款；我在日本留下诉讼纪录，影响我此后的就职…等等。
我打了一个电话，给一个曾在某家公司人事部工作过的朋友，麻里小姐。
「你怎么会做这种事？很没常识，你知道吗？」麻里毫不掩饰她的惊讶，在电话那端数落我：「我不知道要怎么帮你！日本人绝不会做这种事的，我也从没处理过这种事。」
短短几句话，我被她说得抬不起头。尤其涉及到「我们日本人」、「你们外国人」这类的话题，更是有理说不清。出门在外，无论如何就是没办法让人以一个独立个体看待，动辄就把个人问题上升成了「国际」问题。
「那么，我主动承认自己兼职，承诺退还薪资，是否就能解决了？」我如泄了气的皮球一般，无奈地提出我的「解决方案」。
「我不知道，这就要看你们公司的规定了。」麻里说着，口气已类似「看好戏」了。
和麻里通完了电话，我人犹如虚脱般坐在椅子上。为了离职，我已经放弃唾手可得的年终奖金；要是连这一整个月的薪水都退还给公司，这个失血量大得惊人，几乎要影响生计。
我硬着头皮，打电话给我原先的老东家。
公司人事部的小姐，接起了我的电话。
「お世话になっております。元○○部の侯と申します（承蒙照拂，我姓侯，原先在贵公司○○部任职）。」
一般公司同事通电话，是「对内关系」，开头是说「お疲れ様です（您辛苦了）」；一旦离了职，关系立刻「打回原形」，成了「对外关系」，招呼语也变成了「お世话になっております（承蒙照拂）。」时时注意和对方的相对关系，是日语重要的组成规则。我们老外讲日语，一半精神花在厘清彼此关系上。
「お世话になっております。(承蒙照拂)。」人事部接电话的小姐也行礼如仪。
「对不起，是这样的…我才离职不久，目前还在有薪假期中，一时疏忽下，兼了一份差…。」
接电话的人事小姐一听，慌了，似乎完全不知怎么处理，电话那端传来异样的沉默。
半晌，人事小姐总算开口：「这…这我得问问看。您稍待一会儿，我们再回电话给您。」说完，随即匆匆把电话挂了。
我无疑投下了一颗震憾弹。
不久，一位自称山口的人事部小姐打了电话给我。我们做顾问的，一年到头难得回公司，人事、总务、会计…这些部门有哪些人，我们经常搞不清楚。
「侯桑，您好。听说您现在在兼职？」
「我…没错。但是，只赚点外快，没继续做了。」
「恩，这样呀。您也清楚，我们公司是不能接受兼职的。我们研究了一下，今天25日，这个月薪水现在已经汇到您的户头了。目前最稳当的作法，就是您将这个月的薪资退还给我们，我们可以把您退职的日期提前到3月底，让您的在职期间不会与您兼差的日子起冲突。不知道您的意思是…？」
山口条理分明地把他们的「提案」说给我听，无非就是要我把几十万日币统统吐出来。我脑子一片空白。我还在规划下一份工作，在那之前，我不知道这没收入的日子还要过多久。如今要我把钱吐出来，无异是要割掉我身上的一块肉。
但我有别的选择吗？这么大的公司，要告倒我，不就像是捏死一只蚂蚁一般的简单？
我在电话里回答：「好的，我…我会将钱还回公司。」
山口说：「好，有您的同意，我们事情就好进行下去。我们会寄『请款书』给您，您按照这『请款书』上的金额、银行帐户付款。我们收到款，就会把您的正式离职日改到3月底，帮您省去麻烦…。」
挂上了电话，我发呆了好一阵子。钱，看来是非还不可了。在收到「请款书」之前，这笔钱，我还有一段「鉴赏期」。房租靠它、水电瓦斯也靠它，现在却看得到、用不得。
道道地地的「因小失大」。本该是轻轻松松过着有薪假的日子，却因为我惹来的祸端，变得愁云惨雾。
进公司一年多，连加班费都没领过一毛钱，却因为兼个小差，就要被催讨薪水。如果这是人与人的关系，这人未免欺人太甚。如今是公司与个人，则公司怎么做都是对的。
连麻里也狠狠说了我一顿，不是吗？我一天不还钱，一天就是个「贪婪」的人。
百无聊赖之际，我突然想到：这种纠纷，难道没有前例？难不成大家都是乖乖还钱？
我决定自己找答案。
和左派打交道
我在网上搜寻，找到了一个「非政府组织」：「劳动者义务支援团体」。
这家位在「青砥」(东京的一个地名)的非营利团体，专门帮弱势的劳工处理劳资纠纷。我大致浏览了这个团体的网页，找到了联络的电子邮件地址。我发了一封信给了这个团体。
「您好：
我来自台湾，自从2011年开始，在东京的○○株式会社任职技术顾问，于前不久离职。
在职期间，我没领过一分钱加班费，也没和公司争取过任何权利。但在离职的这一个月内的『有薪假』期间，只因为我兼了一份差，所以被公司追讨一个月的薪水。这对我，一个普通的白领而言，是个很大的负担。
如您所知：台湾是个对日本友善的地方。尽管有着工作上的不愉快，身为台湾人，仍然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日本依旧是个有效的处世原则。贵团体的存在，更让我深信这个国家是充满希望的。
贵团体若能在百忙之中，愿意对我、一个外国籍的劳动者伸出援手，提供咨询服务，我将感激不尽。」
信寄出，我没多大把握对方会回信。这说不定是个已经没在运作的团体，甚至只是一个打着「非营利」的幌子，实际却锱铢必较的歛财集团。我如今只有死马当活马医了。
没想到，就在信发出后当天下午5点半，回信来了。
「侯桑
您好，我是劳动者义务支援团体的矢部。希望能在本周末务必和您见个面，谈谈您的问题。恭候您周六下午1:00大驾光临。
矢部」
收到信，分外高兴，起码自己已经不是在单打独斗了。我写了个信，谢谢对方的回复，说好周末登门造访。
不论这是一个甚么样的组织，我比起之前的徬徨无助，心里多了一些对抗的「资本」。4月27日，我单枪匹马找到青砥这家义工团体的所在。
「您好，我是之前和您们通过信的，姓侯，想找您们的义工，矢部桑」。我对着应门的小姐表明了来意。
「侯桑？欢迎欢迎！矢部桑刚好今天有事，由我来提供您咨询服务。」小姐一边说，一边把我引进了会议室。
「我姓高原，是本会的义务咨询师。侯桑您目前面临的问题是…？」高原小姐亲切地安排我坐着，主动开口问我要咨询的内容。
我再把我的问题，口头向高原说明一遍。
高原听完，微笑地告诉我：「侯桑，首先，『有给』(有薪假)是员工的福利，不可以用任何名义剥夺，这是有明文规定的。但是你『有给』期间『兼职』的部分…」
「恩？」
「我想，公司是在你提出离职后，给了你『有给』，你的兼职并不会造成公司任何损失。公司没理由向你讨回这笔薪水。」
我听了，大喜过望。我谢谢她的细心解释。在这件事情上，我有了一点信心：我那笔钱有希望保住了。
但是，事情是否就这样结束了？万一公司不罢休，我该怎么办？
公司占着「资讯不对称」的有利立场，看准我不知道日本的法令规定，几乎要把我手中的薪水要了回来。我思索了片刻，做出了一个主动出击的决定。
「公司在我这一年半的任职期间，没给过我一分加班费。我还有机会讨回来吗？」
我开口问道。这是一个反守为攻的策略。
其实，在这之前，我仍有两种台湾人可以做：一、逆来顺受，让人家觉得「听话好用」的台湾人；二、据理力争，不和稀泥的台湾人。
前者我做过，但「效果不大」，别人不会因为你的顺从而多敬你一分。当我做出「讨加班费」的决定后，我走上了后者的不归路。
高原小姐表情似是一怔，随即恢复平和的语调：「侯桑，您有证据证明公司积欠你加班费吗？」
「我不知道要怎样的证据。公司平日要我们如实报工作时数，但我一旦如实报上去，又被指责，让我根本无法申请加班费。」
高原小姐听了，苦笑着说：「这种事常听说…只是，就算您手边握有当时加班的纪录，一旦要争取加班费，这种加班费的精算，哪怕是日本人也不见得能正确核算得出。」
「那该怎么办呢？」我不安地问道。
「恩…我建议您找弁护士(律师)来帮你争取。连同『有新假』的事情也一并请他帮忙。」
弁护士？那得花多少钱？更何况，哪怕钱都花了，还不确定能争取得到，那又该怎么办？
高原似乎看出我的困窘。她微笑地说：「您放心，有专门为劳工争取权益的义务弁护士(律师)，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告诉他们，他们会帮您处理。」
高原随即把她所知道的义务弁护士连络电话抄给我。那一霎那，我突然觉得：有这群为劳工打拚的日本左派真好！我们来自台湾的人，「右派」几乎成了我们的基因，谁会在第一时间想到找左派呢？
我不用还钱，甚至可能要回一笔钱。我不仅有了信心，还有了斗志。
回到家后，我打电话给麻里，把到青砥找劳工团体的事情告诉了她。麻里听得极为吃惊。我做的事情，完全出乎她想像之外。
「毕竟是日本人呀…」我笑她：「无论什么事情，你们会第一个想到『对公司不好意思』、『对团体不好意思』，完全站到资本家的立场，忘记自己是个劳工。」
麻里语带惭愧的说：「确实，从小到大，学到的都是如何争取团体荣誉，不知道争取自己的权益。呵呵…。」
我把麻里骨子里挥之不去的「日本人团体意识」一语道破，麻里上回数落我时的犀利态度，全部烟消云散。
接下来就是找义务弁护士了。就这样，我以一个外国人身分，在日本「越玩越大」。（文长未完）
●作者老侯，硕毕，在日本谋生的台湾上班族。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ET论坛欢迎更多声音与讨论，来稿请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