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宇修／强制律师代理诉讼，律师费该怎么办？
▲打官司请律师代理辩护，透过律师的转译能减少人民与法院沟通落差及司法人员过劳问题，但律师费将成为下一个问题。（图／达志／示意图）
延续着上次的司法改革国是会议讨论，第二分组「全民信赖公正专业的司法」着重于司法机关组织与程序的改造。为了协助改善整体的司法制度，日前开会中确立了民事、刑事上诉程序，包括律师的强制代理（用于民事或行政）或辩护（用于刑事）的改革方向，也就是以后民众打官司要请律师代理辩护。
翻开我国的诉讼法制，以民事诉讼为例，第一、二审诉讼，当事人无须委任律师进行诉讼，但若有委任他人处理诉讼之必要时，原则上应委任律师，这被称之为「律师独占原则」；相较之下，人民若要提起第三审民事诉讼，则有委任律师之必要，此被称为「律师强制代理原则」。这样的制度设计当然是为了确保人民在使用诉讼制度时，能得其门而入。简单来说，律师比较像是一台翻译机，把当事人想表达的事情理解、归纳及分析后，挑出法院能够处理的部分，再交给法官定夺。相类似的规定也可以在《医疗法》等专业法规中看到，要求只有具备医师资格之人才能进行医疗行为等等。
民事的第一、二审没有强制律师代理，原因可能难以考究，最大可能就是聘请律师的费用。毕竟为了一件15万元的争议，就要花费10万元请律师，在成本效益上显然有所不符，所以才会开放让当事人自己处理诉讼。（以上要说明一个观念，台湾的诉讼并非由败诉的一方付律师费，除了第三审诉讼及一些例外情形，原则上还是各付各的）
只是这样的运作，多少导致人民对请律师兴趣缺缺。依照日前公布的统计，台湾的诉讼有七成没有委任律师处理。少了律师的转译，增加的成本让司法机关直接负担，也衍生了很多问题，像人民与法院沟通落差、司法人员业务过劳等问题。因此，多数律师公会也一直在呼吁，尽速将律师强制代理或辩护入法，以解决争议。
不过，若要回归使用者付费，就要面对有人无法有效近用法律资源的现实问题。以下，笔者整理并说明三个现行已有但可以做得更好的相对应方案，供读者参考。
首先，如果人民一定要委任律师才能打官司，那么如何挑选律师就很重要。毕竟找律师不像买饮料或便当，吃过觉得不好下次不要买就好，而是要花很多成本研究、讨论跟筛选。否则找了A律师，才发现A根本不是律师，或是A对这个领域并不在行，但也没有成本或时间换人等问题可能就会产生。也因此，律师资讯的透明化会是一个必要的行为。当然，我们可能无法跟美国一样，在地铁上就大辣辣的刊登「钻石也是会变的，需要离婚请找我」这种广告，不过增加一些检索的机制，总不会是坏事。
其次，如果真的没有钱聘请律师，台湾现状下也有法律扶助基金会，让没有钱聘请律师的人可以申请，由基金会核定聘任扶助律师。
然而，总是有没有资讯，又因为某些原因无法得到法律扶助的人。在这部分，国外行之有年的志愿法律服务（Pro Bono）制度，就会变得相当重要。「Pro Bono」这个字是拉丁文，指的是专业人士志愿提供无偿服务，由于在台湾没有既定的翻译，笔者参考香港将之称为「志愿法律服务」。
在美国，由律师界提供志愿法律服务已是事务所的一部分。例如哈佛法学院2008年出版的《Pro Bono手册》写着，整体而言，事务所从事提供志愿法律是利大于弊的，并认为经营Pro Bono的方法有：1.在事务所下成立专门部门；2.外部实习／轮值（将律师派去NGO每年两个月）；3.针对主要议题提供Pro Bono；4.与NGO成立伙伴关系；5.到缺少法律扶务地区成立办公室／门诊；6.提供公益法研究或实践者奖助机会；7.律师提供暑期短期服务，事务所仍支付薪资；8.建立交换资讯平台以便有需求的人找到pro bono律师；9.乡村Pro Bono；10.非讼的Pro Bono；11.In-house的Pro Bono。
此外，英国Law Society（类似台湾的律师公会）所提供的《Pro Bono操作手册》也有很多详尽的介绍。我所隶属的的组织PILnet甚至写了一本如何发展Pro Bono业务的书，供大家参考。
不可否认的，诉讼行为消耗了很多国家资源，但也不能因为资源有限，过度限制了人民近用的可能性。就此而言，一向自诩为在野法曹的律师，协助人民有效且有意义的使用司法制度，多少才不会辜负了社会的期许。
●周宇修，执业律师，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问学人、公益法律全球研究网成员。关注人权议题，参与台湾及国际公益NGO成员之人权策略拟定与推广。以上言论不代表公司立场。88 论坛欢迎更多声音与讨论，来稿请寄editor88@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