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宇修／许我一部实现法治社会的《律师法》
▲期待一部能实现法治社会的《律师法》，让律师能实践社会责任，有更多提供公益服务的可能。（图／视觉中国CFP）
（利害关系声明：笔者现为台北律师公会理事，发言内容或带有立场，请读者阅读时斟酌）
数周前，笔者有幸拜会某位司法界前辈交流一些法律议题。在沟通的过程中，该位前辈隐约透露，这次的司法改革国是会议没有对律师制度进行改革甚是可惜，并且觉得律师制度在设计上，应该要能够让律师实践社会责任，有更多提供公益服务的可能。
无独有偶的，今年年初的国际公约审查，与会专家学者也曾提出疑问表示，台湾对律师的跨区执业限制，是否造成了对偏远地区的法律服务能力不足？就此，台湾的回答略以：偏乡地区的律师人数与在地人口比例，台湾与其他国家并无显著差异，且其他国家亦有偏远地区律师不够的问题，似与现状的跨区限制无关。此一讨论，最终未见于专家们的结论性意见有进一步探讨。
律师在现行规范下属于一种在大部分状况下独占法律服务的行业。例如刑事诉讼中，仅有律师及公设辩护人得成为被告之辩护人，而能够在被告被羁押禁见时与被告见面会谈，确保其权益。此外，人民提起除了刑事程序外的法律审，在我国也是需要律师进行强制代理，才能合法进行诉讼。有这么多职业上的特别待遇，无怪乎律师资格的取得通常不是易事。而国家为避免律师滥用权力，也会希望对律师业进行高度管制。此从目前的《律师法》规定行政机关有权将律师迳送惩戒，可见一斑。
但相对而言，在英美法系中，律师毋宁更被强调其在野法曹的身分。于对抗主义下，律师代表的是对国家公权力的抵抗与质疑。为避免国家滥用权力在人民身上，律师某种程序必须成为挑毛病的检验员，借以确保国家权力的合法行使，同时捍卫当事人权益。就此而言，律师所需要者，反而是某程度拒却国家监督的独立机制。也因此，我国《律师法》也在第1条第2项规定律师的自治自律，形成一种低度管制的立法目的。
此外，由于台湾慢慢步入法治社会，许多商业行为、交易甚至人与人的互动等，也从早期的「口头两边说好就好」，到今天须考量各种法律机制、法令风险及各种后续法律效应。律师被期待提供的，则是各领域中的法律规范、策略拟定及风险评估、沟通谈判等面相。
由上可知，律师的存在有着矛盾：一方面是国家与律师业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是律师的业务领域范围。一个需要独立自主，而又需要被监督的职业；一个从法庭廷活动出发，但被期待应该活跃于法庭之外的人。某种程度上来说，自主运作跟受到问责并非绝对矛盾的概念，因为需要自主的，与需要被监督的面向，可能并不相同。而所谓的自主运作，也会有层次之分：是律师业有自主的空间、还是个别的律师能够独立运作？就此而言，两者可能有时一致，也有可能相斥。那么，我们的《律师法》，能够回应上述的问题吗？
目前台湾的《律师法》，大体上则可分为几个部分：律师团体的组成、律师的权利与义务、以及律师事务所（含外国律师）的组成。相较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律师法》，虽然不能说在规范上有很大的不足，但多少有些向别人取经的空间。举例言之，香港条例第159章的法律执业者条例，便分别对香港的律师分类：律师、大律师、讼辩律师、外地律师以及公证人的资格、行为规范等等有明确的规定，其中律师的部分则又规定了律师的有限合伙制度、律师惩戒的情况及方式等等，此外还有对律师酬金的收取也有准则性的规定；而法律执业者条例更明文禁止非律师从事律师业务，并将律师的业务范围划下了一个清楚的范围。至于德国的部分，以《联邦律师法》来说，总计有十多个章、两百多个条文，详细规范了律师的资格、律师的纪律以及各层级律师公会的组成等等。
就此而言，本次由台北律师公会所挑起，关于跨县市执业的限制问题。或许一般民众，甚至非律师的法界人士可能都无法完全理解问题在哪。毕竟各律师公会收取会员会费是内部的组织自由，外人似乎难以置喙。然而，诚如笔者先前所述，律师团体的自主与个别律师的自主并非绝对一致，再佐以现行《律师法》系要求律师要执行业务，有加入执行业务之地律师公会的义务，则某种程度而言，就造成了两者间的紧张关系。更甚者，目前的专技人员公会多半以地方公会—全国联合会的方式存在，这同时也造成了权限分配上的模糊空间：哪些事情由地方公会处理、哪些事情由全国联合会处理，可能连专技人员自己都搞不清楚。而在全国联合会的会员多为地方公会而非个别专技人员时，如何去平衡地方公会在全国联合会的发言权、个别地方公会分摊费用的原则，以及如何在面对其他政府机关或团体时，顾全所有会员权益，也是一大问题。
可惜的是，这些讨论，似乎都无法直接与一开始笔者所提到事情存在直接关联：怎么样的律师制度，是能够实践律师精神、对外负责，又能实践法治、促进民主的呢？这确实是一个大哉问。就前述律师的公益服务作为例子，强制性的志愿法律服务（pro bono）可能不是唯一解，创造诱因，可能是个办法。不过现状下的制度，确实没有强制、也没有诱因，充其量只能是原地踏步。那么，维持现状的律师制度，显然不该是个选项。
进行改变，常常无法等待所有的考量都到位，有时摸着石头过河有其必要。直接放弃改变，不去想像任何的可能性、借机提升自我、对社会负责，至少就笔者而言，会愧对过去选择攻读法律的当下，那份理想与热情。
●周宇修，执业律师，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问学人、公益法律全球研究网成员。关注人权议题，参与台湾及国际公益NGO成员之人权策略拟定与推广。以上言论不代表本网立场。88 论坛欢迎更多声音与讨论，来稿请寄editor88@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