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吕巡／从咨议引起「滋议」说起
我外交生涯前面六年多，是担任驻美代表处咨议。在这之前，我已拿到美国宾州大学国际关系博士，并任马里兰大学博士后研究员约一年，同时担任中英文版「中国国际法及国际事务年报」执行编辑。攻博士学位的后两年，我已在费城的外交政策研究所担任「博士前研究员」，同所主持欧洲安全研究计划的，正是甫离任北约统帅、后来出任美国国务卿的海格。
那时我也开始为《联合报》写外交专栏文章。民国70年我以旅美学人身分应邀回国参加国建会，获选为政治外交组召集人之一。这时国内外大学教职邀约也不无眉目，同时接到外交部聘为驻美代表处咨议之约，记得月薪仅1500余美元，较三等秘书犹少，且无房租等津贴。直接进代表处担任国会联络工作，传统外交同仁自然有人不服气，但也有好友惜我未免把自己卖得太低。
我倒没把待遇看得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机会。外交学术研究可另作的时地甚多，但实务经验，除政府给予的机会外，没有别家分号。政府当年的考虑，也是与美断交伊始，台湾关系法刚通过，正须全力发展对美国会外交。而美国国会重要助理不乏教授或智库人士出身，与之交往自以在美学有专精、已有若干历练的年轻学子更具条件，故有聘咨议的作法。
当年面谈我的是外交部次长钱复。咨议一年一聘，无所谓随首长进退，考核指导我们的都是外交界翘楚，能跟这样的长官做事，更是千金不换的机会。
白纸黑字的保证
当时与我类似背景、同天同条件入行，只比我资深3分钟的另一咨议，就是现在国安会秘书长李大维。两咨议上阵月余即遇「八一七公报」，几乎全天奔走国会，虽属低阶新兵，却多无负使命。如美国虽给我们「六项保证」，但只载于白纸一张，当时亚太助卿在国会听证时答询也模棱，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就一项项问有无此款并是否已告知台湾，助卿只好一一承认并列入纪录。试想主席如何有此精彩问题？
六项保证中美国最不愿明说的就是台湾主权问题，终于被参院司法委员会分权小组主席祭出卅八个相关书面问题逼问出来，国务院白纸黑字首度谓美国对台湾主权问题「不采立场」（takes no position），实在难能可贵。国会纪录附件中有我所撰八一七公报的简析一文，本是我奔波国会时的说帖，相关助理觉甚具参考价值，拟并列入，我乃情商老东家以外交政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名义，提列全文。
此文非在自诩，实以存真，而作今昔对比。多年来我们外交虽屡遭磨难，但总有一批公忠体国、专业杰出之士，挺身奋战，且培养后进。但新制咨议只能令人惋惜，他们如有心外交，则跟着现在的老板，自己的专业及前途何在？如无心，过水又能有什么意义或贡献？
外交部人事单位，同一件事要放行有众多法令可引，要拒绝亦然。故而解释新制咨议均符法令，不足为奇。倒是拍板核定的部长，岂不正是当年的「李咨议」，焉能不知此中天壤之别？犹有进者，去年立法院已修法将非经特考而亦可外派的文官名额上限增到15％，相当于14人，届时以政治为考虑的外派岂不更多？
这个政府，两年五断交，六处被改名，国际上多碰壁，免签乏成长、反尽给他国，外交困局难因应，却为自己人争取外放美缺绩效颇着。但愿我专业同仁，秉持优良传承，使中华民国的外交，勉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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