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人在台湾》我与餐厅阿姨的一段「母子情」(下)

阿姨说冬至那天,她要和餐厅师傅们做汤圆吃,请作者一起品尝。(示意图/达志影像)

时候我和小伙伴跑去外面玩,或者去其他地方吃饭,几天不见,阿姨脸上微愠,却含着笑,又嗔又悦地挥手拍打空气:「怎么那么久没来了,我以为你不理我了呢!」我说我出去玩了,以后会常来的。我没说的是,其实餐厅的东西早吃腻啦!想换换口味呢!有时候阿姨会提前和我说:「明天我要做卤肉饭,中午记得过来这里吃,别乱跑哦!」第二天,乖乖来到餐厅接受她的好意。她问我好吃吗?我含着一整口卤肉,还未来得及下咽,忙说好吃好吃。我没说的是,阿姨,酱油放太多啦,好咸!请给我杯水

新的一周往往伴随着上个周末疯狂恣肆后的余晕开启,该收回散漫的心,看点书了。一觉天亮,我都会去小美阿姨的餐厅吃早餐,因为能看到她和伯伯。伯伯总会来我这里,坐在对面和我谈天生活历史政治,百无禁忌,无所不聊。有几次,偌大的餐厅只有我们三人。阿姨问我们看不看电视,打开给我们看,然后接着干自己的活。伯伯指着荧幕中的新闻,皱着眉头批评:「台湾不能让民进党这么搞!简直是乱来!这么搞会完蛋的!」我突然感觉我们就像一家三口,爷俩在桌上饮茶论事母亲在一旁干着家务,时不时停下来,看着爷俩微笑:或许在凝神倾听,或许只是痴痴地看、静静地感恩。

有一次,谈到伯伯的身世,我才知道他是外省二代,父亲是国民党员,在他很小的时候,在那个载满硝烟味的年代只身赴陆,从事谍报工作,后来便杳无音讯。被捕了?被策反?还是贪恋故乡的水,抛下台湾家小,埋身市井,又娶妻生子了?我藏着无数的疑问,却见他紧握双拳抿着唇颤抖,眼中泪光闪烁,终于没敢问出口。「不提他了。」伯伯别过头,断续地抽了口气,额头悲愤地刻出几道深重的纹路:每一道,都是残酷的历史之刃割下的,无从闪躲,无从诉说。

在那个口号和形态主宰一切的年代,裹挟在政治洪流中的人们身不由己,命若游丝。伯伯一家,不幸成为了无数大悲剧中一个不起眼的注脚,没有人会拿着放大镜找寻标注。灵魂的创痛,只能由自己承受,又有谁能懂?万幸上帝赐给他一个坚强的心,和一个贤慧的妻,虽无法治愈,也多少抚慰了儿时创伤。

「我们是一家人!」伯伯说。

「是,一家人!」没有什么时候能比此刻,更给我家的感觉了。

伯伯催促我快去学习,改日再聊。很想继续和他聊天,帮阿姨做事情,可一周末没捧书的负罪感又不断敲打着慌乱的心。我说等我闲下来,一定留下一整天时间,和阿姨伯伯在一起。

可我一天也没闲下来。

十一月份爸妈终于逮着空档,来台湾找我玩。阿姨伯伯对我情谊太重,不知如何为报,我就让爸妈从家乡带点东西过来。妈买了一大盒白水贡糖,我全给了他们。妈说我怎么都给了人家,也不送点给老师?对呀,真遗憾,没有给其他老师带点东西。但这一点心意,对他们,再应该不过。

我知道妈的顾虑,她怕我欠别人恩情太重,人情难偿,没完没了。但我又隐隐觉得,我和阿姨伯伯之间,不是人情那么简单,还有些别的东西。

时间在前行。十二月分了,冬至将至,却没有一点入冬的迹象,太阳还是暖洋洋地打着瞌睡,不在意寒潮的叩门。阿姨说冬至那天,她要和餐厅的师傅们做汤圆吃,请我一起品尝。冬至的汤圆一向是家乡的味道,我一想到在海的对岸也将享受到这种滋味,心口就涌出一股暖流。不料那天下午,白先勇台北有个讲座。我给大陆的朋友买了他的书,便赶去找本尊签名,在便利店吃了晚饭,把和阿姨的约定忘得一干二净。一直到坐车回来,脑子清醒了些,才想起来,又羞又恼:羞的是对阿姨的爽约,恼的是自己的疏忽。后面几天,这样的情绪一直在发酵,实在不敢走进那个餐厅,不敢面对小美阿姨。

过了一阵子,下定决心,直面过犯。我站在楼梯口,脚并得很拢,两手在身前打着架,像考砸试的孩子,忐忑目迎母亲和责骂的来临。她一级一级蹭着楼梯下来,发现了我,嘴角刚向上弯出笑意,似乎又觉不妥,赶紧调整向下,手掌扬起,预备好表情和架势。脚却依然使不上劲,一级,一级,好像给我、也给她,预留充裕的时间,来思考将要做出的行动、说出的话。

终于,那一巴掌,理所当然地拍到了我的屁股上。不重,但很响。我身体一震,双唇紧闭,使劲不让口中的那股顽皮的气噗哧出来——太久没被打屁股了,真难为情,还有点好笑。

「你怎么回事呀?那天去哪里啦?忘了吗?我还以为老师拖课还是你自习太认真,一直等一直等,等到八点,你还没来!噫……」

尽管默诵了好些遍致歉与解释的话,还是很紧张,应答得支支吾吾的,像偷改成绩的小学生,面对家长质问,一切遮掩都成了蹩脚可笑的演出。

「好啦!以后不许这样啦,答应阿姨的,不能再说话不算话啊!」

「一定一定!答应阿姨的事,以后一定都记在心上!」

然而,时间没有再给我第二次机会。

圣诞过后,天终于凉了起来,淅淅沥沥下了几场冷雨。阿姨在餐厅入口处摆了些防滑的硬纸板,一直通向楼梯,贴心地保障我们的安全,不想她自己却生了变故。跨年后,我发现餐厅的保洁阿姨换了个人,开始以为阿姨有事找人替班,几天后却也不见她回来,便问那个新阿姨她怎么没来上班?新阿姨说那天她在工作的时候,有群男生在餐厅打闹。她试图劝阻,却不小心被一个男生踩到了脚,疼痛难忍,走不了路,现在在医院。我听了又气又急,给她打了电话,她说她没事,现在在台北长庚医院静养,有时候也会到妹妹家住,近期没法回学校工作了。我说我正好也要去台北,有空就去医院看望她。她说没关系,让我忙我的,有时间再来。

那时,我的台湾生活已进入倒计时。学校的论文才赶完,又有很多拖欠的材料要找,还要买一大堆伴手礼回去,哪有时间去看她呢?

离开台湾的那天早上,在开往松山机场公车上,我用台湾号码给小美阿姨打了最后一通电话。我向她道别,抱歉之前没时间去看她,为她的病祈祷,祝愿她和伯伯身体健康,还留了大陆的号码给她,希望以后常联系。

「好,你在家好好学习,会有出息的。记得回来这里。」

「一定,一定回来!」

当时不曾想,这会是和她最后一次通话。若知道,我不会那么快就挂电话的。我会讲得再久一点的,哪怕什么也说不出来。

大年三十,又一个大年三十,硕士生涯的最后一学期到来了。妈突然病了,回去照顾了一阵。妈很开心,说感谢上帝,虽然得了病,但从这件事发现了丈夫很爱她,儿子很孝顺。妈心态很好,我也很开心。

突然,好像想到了什么,好像明白了什么!

原来,欠伊的,不是人情债,而是一次,未尽的孝……

吴思捷/陆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