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战会论坛》中共百年建党过程中的台湾经验（张明睿）

中国大陆想以经济发展成为国家发展战略首要，台湾的经济发展经验，便足堪借镜。1993年朱镕基还邀请李国鼎至大陆访问，畅谈经济发展的经验，譬如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划分办法的建议，大陆仿效打破了「诸侯经济」制约。（图／本报系资料照）

历史便是时间，犹如「长河」总是奔腾不息。2021年的七一是中共建党一百周年的日子，这个日子总是随着不同的思绪，展现不同的态度，戚嘉林教授以自己史学修为，将中共发展轨迹与当前现状，搜集相关文章，编辑了《中共力量来自何方》一书，书中章节涉及1949年以前的「国、共」关系，以及1949年后中共自身发展变化，总的范围包括了「建党发展、意识形态、社会减贫、经济成长、文化科技、台湾学人、军工军队」等诸多议题。

在当前的氛围下，主编如是体裁，是需要有一定的勇气，尤其本书涉及到1949年前的民国历史，就很难不涉及资料取材，在政治偏好上的决断，但是在戚教授论述共同抗日一事，中共八路军与新四军的编装入列国民政府部队，并采用张玉法史料，说出1937年两个部队为3万人与1.2万人，表示戚教授对于「历史资料」选择上的严谨态度，并未受到当前无限诠释历史的文学异想影响，这是值得被提出叙事的部分。

中国在国家发展步伐上，有30年时间，受到意识形态禁锢影响，不但对外争取国际共党领导而与苏联计较，对内也要巩固权力对抗集团与山头主义，斗争成为政治行为的核心，邓小平的遭遇便是一本阶级斗争的历史教材。

直到邓小平复出，才逐渐从政治斗争路线，转变成经济建设路线，但是，中共国家发展已经迟暮30年之久，也就是说，中共取得政权，前30年的时间，几乎在「内部斗争与外部抗衡」中度过。最终，中国大陆对这段历史，用了一份历史决议文，以「开国有功，治国有过」做出总结评价，结束了这段斗争历史。

1978年以前的治国史，在这本论文集中，虽然未被讨论，但是主编也为此空白，补以〈台湾经验与台湾菁英献策〉论述了这段失落的经验。

台湾经验的学习

戚教授在该篇文章中指出，「在大陆经济困顿的1970年代，台湾经济欣欣向荣，取得相当成就，人民生活水平约较大陆领先20年。」 1974年邓小平复出，他在跟季辛吉谈话中，指出「中国落后，需要美国的技术与经济合作，以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1979年余秋里也直言，「台湾经济发展，一般人民生活都比各省人民生活高好几倍。」

中国大陆在1978年以前的年代，是以僵化的马克斯、列宁的意识形态治理国家，经济发展走的是「计划经济」，「重重轻轻」，「集体生产」、「自给自足」经济模式，资源难以达到最适化，同时也拘束了人们自我追逐的动能。

台湾的政治与经济发展模式，不但与大陆也与其他西方世界，呈现不同模式。在经济上，台湾走的是「经济计划与市场经济」结合的体制，既不是极端的计划经济，也不是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而且，发展得相当成功，当年，台湾经济发展，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便得以证实。

既然中国大陆想以经济发展成为国家发展战略首要，台湾的经济发展经验，便足堪借镜。1986-1989年间，邹至庄、蒋硕杰、顾应昌、费景汉、刘遵义等台湾知名的经济学人，就开放政策下的经济问题，包括体制市场运行、价格处理、通货膨胀、银行改革、政府人力资源等等诸多层面提供咨询，1993年朱镕基还邀请李国鼎至大陆访问，畅谈经济发展的经验，譬如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划分办法的建议，在台湾是中央与地方角色划分且行之有效的办法，大陆的仿效，同时也打破了「诸侯经济」制约。

魏萼教授的经验陈述

这里，我想提一下魏萼教授，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他也提供了自己的见解，而且相当特殊，2009年他出版了一本小书，”China: In Search Wealth and power-Deng Xiao Ping and Sun Yat-Senism”，这本小册子论及台湾经验的时间为1949-1988年，也就是经国先生去世的年代。

书中主要谈到他与邓小平见面时，邓谈到「透过市场经济寻求财富与权力。」并讨论到中国传统「耕者有其田（Land to the Tillers Systems）」的经济思想。也提到邓小平与经国先生都是在莫斯科孙逸仙大学的同学，魏大胆的说，邓小平与经国先生同是孙文学说的信徒。事实上，当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的看法，就已经是孙文学说中「民生经济也是社会主义」的见解。

魏教授主张经济发展的三个支柱，「市场主力、政府拉力、文化动力」。经济发展中的「市场决定论」不是万灵丹，而今天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确实也在这三条轨道上决策运行。美国拜登政府，也越来越朝向大政府模式运行，做法也超越了凯恩斯经济理论的范畴，政府政策介入经济事务也越来越深，这表示美国脱离了长久以来「新自由主义」的主张 ─干涉愈少的政府，是愈好的政府。

魏萼在大陆改革开放的道路上，确实提供了长年的教学与实务经验，而且他带有中国传统思想的经济学理，也正在被运行着，如今，老师去逝一年多了，就以此简单的描述，追思他老人家。

大流行与大变局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至今进入43个年头，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世界工厂与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

2020年全球陷入COVID-19大流行，影响了经济与社会活动，季辛吉还发表文章称，大流行之后国际环境无法回到从前。弗里德曼（Thomas Loren Friedman）更大胆预测「这将会是两个世界，新冠以前的世界与新冠以后的世界。」

国际货币基金2020年6月号〈金融与发展〉期刊，专设了COVID-19主题，讨论新冠流行之后的国际政治经济情况，其中一位作者伊恩 • 布雷默（IAN BREMMER）指出COVID-19后的三个趋势，「去全球化供应链转变」、「民族主义和我国至上成为特征」、「中国地缘政治的崛起」。

前面两个趋势并不难理解，针对第三个趋势，布雷默解释道，「尽管中国已经成功转型为经济和技术超级大国，但没有人预计中国会成为软实力超级大国。如果中国继续推行危机外交， 并且人们认为，中国政府在应对疫情方面所采取的措施，远比世界其他国家有效，那么这场危机就能改变这一状况。」

布雷默对于趋势发展有两个假设，「中国不具备软实力大国能力；中国推行危机外交是否能转变情势，关键在COVID-19管理是否能具效能。」中国崛起趋势，是否犹如布雷默的预期，有待时间的证明。

大陆学者王德培基于新冠疫情转变为持久性质，认为在经济发展上，将产生大衰退的现象，这种现象并非在短期经济发展形成，而是长期以来累积的「产能过剩、金融泛滥、马太效应（经济发展太快所形成的经济不平等）、地球过热」，新冠促发了过度发展的衰退效应。并且未来影响将产生三大效果，「去意识形态」、「去市场化」、「去物质化」，王德培的预期，是基于经济管理哲学发声，预测的表现过度的泛化，具象的说明应是「科学专业的回归、新自由主义市场的褪色、以及资源浪费应受节制。」这与布雷默有部分的重叠判断。

不论是现实因素分析或是管理哲学的思考，皆有一共同的思维倾向，未来经济发展，向国家范畴内卷趋势明显，全球化发展受到了阻却。

力量来自何方

本书这个标题，呈现编者焦点思维，彰显国家发展的力量与治理效能。在这次国际COVID-19流行，各国治理良窳比较，东西方已上升到制度的较量，若说力量来自何方，「制度与治理」是重要的环节。

1970年代美国政治学出现政治系统理论，台湾是美式政治的接受方，理论自然被引进台湾，可惜的是，同时间在美国兴起的「政治发展理论」，却很少人知晓，理论有很大一部分是取材于台湾政治发展的经验。当然，这个阶段的实体政治，离美式民主仅有「政党与媒体」开放程度上的不足。

其后，经国先生实施完全开放的民主政治，到如今台湾的民主又是如何？陈文茜在一次谈话节目中说道，台湾还有民主吗？来宾的对答相当有趣，至少目前民主体制（形式）还在。

台湾民主的发展，让我回忆1980年代新加坡政府与在野党斗争问题，美国的标准是「两党政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独大，在美国眼中是不合格的民主，当时李光耀透过法律方式平息政治危机之后，美国认为「新加坡的道德式民主，将随着李光耀的去逝而消失。」原来美式的民主不强调道德只有权力与利害算计。

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独大性，并且受到人民持久的支持，执政的特色有三，专业管理、有效执法、道德民主必须兼备。确实，不论是一党独大或是两党、多党制度，国家治理的力量展现，离不开这三个条件。西方民主离此标准又有多近。

今年6月份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公布了〈2021年安全指数报告〉，调查原意是想理解「中国崛起」的威胁感知，却意外发现在12个被调查的国家，中国人在表列30个（剔除本国自我调查）指标中，安全威胁感呈现最低指数。人民对国家治理的反映，这或许才是力量的真正来源。

（作者为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研究员、博士，国战会专稿，本文授权与洞传媒国战会论坛、中时新闻网言论频道同步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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