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周刊／郑文堂非典型人生　拍矿灾、雏妓拍到无力

图、文／今周刊

导演郑文堂的新片《菜鸟》日前上映，片中揭露了警界黑幕，也在善恶中找到称之为「人性」的东西。郑文堂这辈子在街头、殿堂游走了几遭，他拍过人间炼狱，煤矿矿灾、雏妓的脸庞都是挥之不去的噩梦，但对他来说，改变世界的冲撞性情却更不能放弃，「我想要保有『菜鸟精神』！」他说。

其实我只是随波逐流而已，会做某些事，纯粹因为碰巧。」导演郑文堂说起话来没有什么气势，圈内人多半称他「阿堂」，身形瘦削、个儿矮，身上穿着袖缘像被狗啃过的黑色T-shirt，驼坐在椅子上，整个人看起来细细缩缩的。

但他的眼睛，偶尔会放出某种很有生命力的光芒。

阿堂说自己「随波逐流」，不熟识他的人，单从外表判断或许真会认同，毕竟是个周身没有显露半分野心的大叔；但若对他小有了解，「随波逐流」的形容就显得有些荒谬了。

他走的路一直很特别，至少他选的方向与一般人不太一样。1984年，他加入「绿色小组」拍摄社运纪录片（编按：解严前后成立，以简便摄影机拍摄、记录社会运动的小众媒体），1988年，阿堂进入民进党新潮流劳支会负责工会组织工作，后来拍了《梦幻部落》、《眼泪》等电影长片后，又接下宜兰县文化局长的工作。

他的新电影《菜鸟》最近上映，内容叙述一个有正义感的菜鸟警察，猛然冲撞警界陈旧腐烂、不黑不白的失序规则，又是一个生猛灰暗的写实故事。从街头到殿堂；从政治到艺术，阿堂什么东西都碰过。挑战高难度细节一滴水珠、一缕云气，都丝丝计较

当年的代表作是「麦斯威尔咖啡」广告，「咖啡杯哪有那么好拍！」他开始回忆，摄影机要拍出咖啡的蒸腾云气，雾丝要用「根」为单位计算，千丝万缕都得斤斤计较；冰镇的时候，也煞费工夫，「我们要拍出凝结在杯子外头的细小水珠，等着其中一颗，顺着杯边弧度流下。」

风雅地说，那叫拍出「欲望的质感」、「渴求的品味」，「我当下忽然觉得怪怪的，大学时我读杜思妥也夫斯基、陈映真，现在却身处讲究『生活品质』的时尚圈。」

几乎同时，台湾发生多起重大矿灾，1984年6月，土城海山煤矿因粉尘爆炸，72名矿工瞬间丧命；同年台湾发生多起重大矿灾，共有289人死亡。「媒体当时做得很小，只当作一般事件处理。」贫穷工人在他们眼中只是美好世界外的边境住民。阿堂在奥美公司想着，「我到底在干嘛？」隔了几天，阿堂递出辞呈。

透过关系，他借了台摄影机，跨上摩托车前往灾区。「我进去完全没被拦阻，因为拿着摄影机，人家就以为我是记者，一下子就进到不能去的地方。」矿井是个黑幽幽的洞，炭车正费力地朝洞口升起，车子上尸体成堆，家属被隔离在外头。一张张紧闭双眼、或者还没瞑目的脸孔离阿堂越来越近，阿堂别过脸，又忍不住回头看，「那天早上是矿场发薪水的日子，每个人口袋里都装着钱。」(门诺送餐员 让老人暖胃也暖心)

红红绿绿的新台币被小石头一叠叠压着，脚尾钱随风飘摆，「我终于回到人间。」阿堂说。

「看到这个画面前，我没那么确切知道自己要走这条路，看到以后，我觉得我做对了，我想把这事记录下来，为什么受苦的都是穷人？」阿堂出身宜兰罗东镇，小小的平房灰扑斑驳，隐藏在窄巷曲道里，「旁边住的不是妓女就是流氓。」阿堂苦笑：「我爸爸是典型宜兰男人，穿山越岭到金瓜石、九份，再到台北卖蛇胆、壮阳药。」最后抛妻弃子，结了个「细姨」，从此别说养家，连面也见得断断续续。(追求「幸福」解方 矿工之子夺诺贝尔奖)

阿堂的老家约30坪大，「我们分租给很多人，房子里头塞了15间房，有间房里住着一个警察，他们一家5口挤在两坪的狭窄空间里。」阿堂和母亲最亲，妈妈常跟他说：「你穷，人家为什么要疼惜你？」(贫穷 是他们翻身的最大动力！ 直击亚洲最大贫民窟)

「穷」这档事，对出身底层的他一点也不陌生，比起灯红酒绿的台北，这种生活状态跟阿堂更加亲近。(阅读全文)更多精彩内容，请参阅最新一期《今周刊》(第98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