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凯／零到六岁的孩子 国家养？
▲要让出生率提高，最根本的考量就是如何才能让年轻人敢生、能养？（示意图／记者李毓康摄）
●马凯／社会企业公约基金会创办人，经济评论家，《经济日报》前总主笔，中华经济研究院前研究员。
全台首富郭台铭虽在国民党初选落败，但其0到6岁幼儿由国家养的政见，则为整个选战中最具震撼力者；不仅他锲而不舍，而且迄今余波荡漾，许多学者专家仍谈论不休。其所以如此，乃因它牵涉太广、无比重要，而且复杂难解。
其实早在其前，我对少子化即深以为忧，应已逾10年。因为台湾的出生率连年下跌，目前已在各国之中敬陪末座，早已超过我们向来引为前车之鉴的日本。然而数十年来，历经扁、马、蔡等历任政府多方设法，仍难扭转颓势，这才引来幼儿由国家养的强烈主张。
出生率跌跌不休，确实是十分可怕的国安问题。新生幼儿连年减少，直接的后果自是未来劳动力及人才的补充将日益困窘；相对地，在平均寿命不断延长的情况下，老年人口所占比例就会与日俱增。劳动力萎缩代表生之者寡，整体国家生产力也日渐削弱。老化情况恶化，则代表食之者众，年轻人肩头的负担一天比一天加重。劳保破产的危机，正反映着这个残酷的事实。
日本公认是少子化又老化问题较早的恶例；也正由于此二者不断恶化，再加上美日贸易冲突导致日圆遽升，而陷入一个又一个「失落的10年」迄今难以自拔。随着经济疲弱，生产力萎缩，国家税收亦有减难增。少子化必然伤及许多产业。一开始是产科、婴幼儿用品，然后就是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至于大学的招生及素质一年不如一年，深深陷入不断衰退的命运之中；许多业者、大中小学，会因而步上关门之途。
这些过去不断被预告的不幸后果，已一一出现在我们眼前。如果找不出有效方法力挽狂澜，只会一日甚于一日，让每个产业、每个家庭、每个国民都尝到愈来愈难以下咽的苦果。既然问题已到了如此危殆、再也不容忽视的地步，因而当郭董抛出幼儿全由国家养的主张，并未被嗤之以鼻，反而引发各界的广泛关注，迄今余波荡漾未已。只是问题既如是沉重，而除郭董看似天马行空的想法之外，又无人能提出能广被认同的解方，国家乃陷入无可逃脱的困局之中。
毫无疑问，要让出生率提高，最根本的考量就是如何才能让年轻人敢生、能养？然而残酷的现况，正与此背道而驰。除了政府不痛不痒的些许补助，我们将生儿育女的重担几乎全部加在年轻父母的身上。大家都不加思索地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谁要他们想生小孩？
▲郭台铭虽在国民党初选落败，但其0到6岁幼儿由国家养的政见，则为整个选战中最具震撼力者（图／记者叶南州摄）
经过十几年费尽口舌的解说，乃至近年来愈来愈多人视少子化为国安问题，如此迂阔的观念，仍然根深柢固。事实上，这正是对愿意生儿育女的家庭，施以最严酷的惩罚。从怀胎、到生育、到昂贵的预防针等医疗费用，到托儿、幼儿园的沉重负担，对初入职场、薪资微薄、夫妻都要就业而又后顾无援的年轻家庭而言，这真是难以承受之重。相对于此，只要不执著于传宗接代、养儿防老，则尽可挥洒青春、尽情玩乐，无忧无虑地享受人生。
但是那许多因出生率提高而免于破产、关门、裁员的产业、学校、劳动者，乃至因税收增加、经济繁荣而获利的所有国人，他们却不必因此而支付任何代价，坐享年轻家庭牺牲自我幸福而获得的成果。这正是郭董主张幼儿由国家养的根本逻辑。只是他语焉不详，未提出能令多数人信服的明确说法，而招来大众的质疑。
由国家养这种言简意赅、一刀切的主张，固然简单明了，但忽略了许多重要面向，而招来不必要的疑虑。首先，财源何来，是最受关注的问题。郭董提出的富人税固不足为训，由他一己散尽家财，更不切实际。目前政府财税结构扭曲,关键在于租税负担偏低，但所得税比重又过高。如果略微调整财产税及间接税，即可在矫正租税结构的同时，提高租税负担，而为哺育幼儿提供充裕的财源。
其次，适当排富，既可减轻政府负担，又符合公平原则。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托儿、育幼、预防针、医疗等方面，都由政府提供标准版的免费方案，为一般普罗家庭解其燃眉之急，而高所得及豪富家庭则看不上眼，不屑一顾。另一方面，则为有儿女的家庭提供优惠的住宅方案，子女愈多者，嘉惠也愈多。由于富有家庭同样眼界更高于此，也无意分一杯，亦有排富之效。
若能依此而行，少子化问题必可迎刃而解，有志于大位之诸公，曷兴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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