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台有望「战略清晰」？ 以色列可为他山之石
11月，美国国务卿蓬佩欧（Mike Pompeo）在受访时表达了他对台湾地位的看法。他说，「台湾非中国一部分，过去35年美国两党政府所遵循的政策也承认这件事。美国对台承诺跨越党派，两党都了解台湾是民主典范。」这是美国史上第一个国务卿公开表态「台湾不属于中国」的言论。又，11月25日，美国国务院的政策规划处主任伯科维茨（Peter Berkowitz）在参与美国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Foundations for Defense of Democracy）座谈时曾表示：「在我看来，维护台湾的自由与独立是当务之急」（It seems to me preserving Taiwan’s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is a priority）。
▲美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的一番「台湾不属于中国」言论，让全球好奇着美国对台政策是否将有大转变。（图／路透）
再加上过去半年来，美国国内知识界开始争辩美国对台的立场，是否维持「战略模糊」或「战略清晰」，不难让外界开始嗅觉到，美国政治菁英对两岸的观点正在激发不同的想像，而这正是过去长时间以来，鲜少见到的画面，至少在欧巴马政府以前是少见的（当然，「弃台论」也是一种战略清晰）。但随着美中两强的结构竞争日益强化，美国的对台战略被映入美中台三边关系的视野中。
美国对小国的战略态度从「模糊」走向「清晰」，台湾绝非第一例。从美国总统杜鲁门到詹森时期，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就曾有大幅的变化，可做为他山之石。
美国亦曾对以色列采「战略模糊」
1948年到1965年，美国的中东政策就是维持平衡战略。一方面，美国希望拉拢阿拉伯国家，并在1955年筹组「巴格达公约」组织，希望仿效北约组织，用「团体战」对抗苏联的共产集团；在美苏对抗的国际结构下，为了凝聚阿拉伯国家的力量抗衡苏联，美国对以色列的态度就是维持「战略模糊」。
在以色列建国之初，杜鲁门总统就承认了以色列的存在。美国承诺以色列，会维护其生存与安全，但又不希望开罪阿拉伯国家。因此，美国对以色列的帮助主要是以经济和粮食援助为主，但对以色列殷殷期盼能向美国购买到的武器，美方都采取冷处理或否决的立场。简单说，美国希望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维持等距交往关系，甚至偶尔偏向阿拉伯国家。
艾森豪总统时期，以色列还曾为水源问题，和周边阿拉伯国家产生剧烈争执和流血冲突。看在艾森豪眼里，以色列在中东地区宛如一个战略累赘，甚至是麻烦制造者（trouble maker）。艾森豪对以色列的不耐感受一直到1956年10月的苏伊士运河危机达到最高峰。以色列在未受到美国支持的情况下，迳行和英法共同联手侵入埃及，严重扰乱了美国的中东战略，逼得艾森豪出手威吓用经济制裁来逼使以色列撤出埃及。
▲1960年艾森豪总统来台访问，蒋介石亲自迎接。（图／取自Facebook／吴嘉隆）
然而，阿拉伯国家却未因美国在中东地区维持平衡战略，甚至刻意拉拢而团结一致靠向美国。
当时，阿拉伯国家的内部关系极为复杂。阿拉伯激进民族主义此起彼落，埃及独裁总统纳瑟（Gamal Abdel Nasser）更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亟欲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人；纳瑟主义者还在一些采行君王制的阿拉伯国家兴风作浪，激发激进民族主义，意图推翻王朝体制，令不少阿拉伯国家的王室十分忌惮。因此，阿拉伯国家绝非铁板一块，而是尔虞我诈，各怀鬼胎。
让艾森豪意识到以色列的战略价值，是在1957年后阿拉伯世界出现的一连串危机。苏伊士运河危机后，埃及的纳瑟决定接近苏联，以取得先进的武器；1958年2月，纳瑟和叙利亚筹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UAR）；7月，激进民族主义者在约旦制造事端，企图推翻亲美的约旦王朝；同时间，伊拉克发生政变，倒向苏联。
苏联纷纷从中东地区的大棋盘中，抢下了叙利亚、伊拉克等国，并尝试扩张势力范围。一张张的骨牌倾倒，令美国十分忧虑，这也证明了美国对阿拉伯国家的笼络政策宣告失败。此时，作为中东地区唯一的民主自由国家以色列，其战略价值开始被重视。
美国对以色列从「战略模糊」转向「战略清晰」
到甘迺迪时期，美国政府决定采取更为主动的策略，一方面向埃及大力推行粮食援助计划，目的是要排挤苏联、冻结以埃冲突和软化埃及对西方的敌对态度；也强调促进埃及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甘迺迪政府认为，可以透过经济联系，提升美埃之间的紧张关系。
同时，甘迺迪也积极加强和以色列的关系，尤其同意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尽管从杜鲁门到艾森豪时期，美国对中东地区实行武器禁运。但甘迺迪上台后的第二年就打破这个禁令。1962年8月，甘迺迪决定向以色列出售「鹰式」防空飞弹，这是美国首次向以色列提供的重大武器系统。
▲美国前总统约翰．甘迺迪（John F. Kennedy）与前第一夫人贾桂琳．甘迺迪（Jacqueline Kennedy）。（图／达志影像／美联社）
以色列也投桃报李，时任以色列外交部长的梅尔夫人（Golda Meir）于1962年12月底访美时，在和甘迺迪会谈过程中，就明确向甘迺迪表示，以色列将毫无疑问地追随西方立场；以色列也在美国社会不断宣达一个明确的讯息：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唯一的民主自由国家，有坚强捍卫国家的决心，不轻易屈服于区域强权和威胁之下；以色列和美国是共同的盟友、在中东地区有共同的利益。这些做法都博得了美国社会的信赖和好评。
甘迺迪则拟定了美以在中东地区有特殊关系的基本框架。他甚至称，只有美英关系可以比拟；更重要地，以色列获得了美国进一步的安全保证，美国承诺会在以色列遭受入侵时提供援助。
这意味着，以色列代表以美国为主的西方阵营，在中东地区的势力平衡者角色，开启了美国视以色列为真正中东地区盟友的第一步。但这也破坏了甘迺迪政府希望拉拢埃及入西方阵营的初衷；在埃及的要求下，苏联加强了对埃及的武器输出。最终，甘迺迪加强和以色列关系的代价，就是牺牲了美埃关系。
到了詹森时期，一开始也曾试图采行前几任总统的「平衡战略」。但随着美苏竞争的逐渐白热化、国际环境的转变（如越战），都让美国在中东的战略走向逐渐产生了转变。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图／达志影像／美联社）
换言之，美国对以中东的战略模糊路线开始日益清晰后，出现了美国与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关系的两极分化：美国与埃及、叙利亚等靠向苏联阵营的国家关系不断恶化；与以色列则开始建构起「特殊关系」的实质化。
从詹森总统起，美国政府也批准向以色列出售进攻性武器，诸如幽灵（phantom）与天鹰（sky-hawk）战机，美国对以色列战略态度正式转向清晰。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后，埃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旗帜分明地属于东西方两大阵营。
从以色列的案例凸显出，在两极化的国际结构下，位处高度区域冲突性的中小型国家很难采取长期性的「左右逢源」策略；就世界级的强国来说，对具有潜在冲突风险的中小型国家是否采取「战略模糊」或「战略清晰」，都会依循国际结构的变化而有所改变。
因此，美国对台的战略态度是否有所调整，将端视于美中两强的国力竞争和对比。一旦两强最终走向两极化体系，美国对台的战略选择应将会更加明确（现在已出现争辩的风向）。届时，台湾在美中两强的拉锯下，无论是外部或内部的拉扯也恐将更为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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