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以诈病躲过死刑吗？
北投文化国小割喉案的被告龚重安，在受检方侦讯时称，其是因幻听才杀人，致让人有装疯卖傻以求免死之质疑。而到底现行法制，有否足以防止诈病的机制，肯定为刑事司法的重要课题。
基于人的自利天性，犯罪者即可能借由佯装精神疾病，以为停止审判、规避刑事责任或为拖延死刑执行等等之借口，实非难以想像。而因身心疾病，其病征之判断多只能依赖患者的口述，诈病的机率，自不会太低。惟根据我国刑法第19条第1、2项，只有在行为时因精神障碍或心智缺陷，造成是非辨识或行为控制能力欠缺或显著降低之情况，才能以无责任或限制责任能力，来不罚或减刑。也就是说，就算被告真患有精神疾病，是否能免除或减轻罪责，仍须视此疾病或障碍是否足以影响辨识或控制能力来决定。而此次割喉案的行为人，即便称有幻听、妄想或有情绪不稳等等状况，但从其观察犯案现场多时且选择校园死角，即厕所行凶，甚至事后能清楚知悉与主张法律所保障的权利来看，似无以精神抗辩来免除或减轻责任之理由。
只是司法人员并非精神医学专家且为避免争议，现今在涉及杀人案件的场合，只要有任何精神疾病的表征或怀疑，检察官或法官即会送请精神鉴定。故对于被告的精神状态，自可经由精神医师的深度晤谈、检视过往的精神及生理病史，甚至利用先进的核磁共振扫瞄来检查脑部病变或受损等等方式，以来详细确定是否属于精神障碍。同时，鉴定者也须出庭陈述，以让其鉴定报告有受当事人诘问与检验的机会，再由法官对此事实状态做出最后的法律评价。则在如此繁复的审理过程中，被告欲以诈病来脱免或减轻罪责的可能性，就显得微乎其微。
惟须注意的是，精神鉴定并不像DNA鉴定般，具有接近百分之百的精确性，致仍带有鉴定者的主观，再加以我国在签署两人权公约后，关于精神障碍或心智欠缺可否判死，一直有争议，这就难免于法官为求慎重，而再委请精神医师为鉴定之状况。如2012年底所发生的台南割喉案，从第一审到第二审，送请精神与心理鉴定竟已超过十次，而在高等法院的无期徒刑判决，又遭最高法院以精神障碍未查明之理由撤销发回后，此案恐会步入不断重行鉴定的梦魇。
也因此，即便现行司法难以诈病来躲避究责，却因要查证此等事实致会陷入长期诉讼的泥沼。不仅被告将在生、死间纠缠，被害人家属也将在暗夜中继续哭泣。
●作者吴景钦，博，真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ET论坛欢迎更多参与，投稿请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