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淮南获清大颁发名誉博士 演讲全文透露收到95岁老伯鼓励信
记者陈心怡／台北报导
国立清华大学今天上午颁授中央银行前总裁彭淮南名誉经济学博士，表彰这位14A裁总对台湾经济的卓越贡献。彭淮南发表15分钟的演说，以下是演讲全文。
大家好！非常感谢清华大学授予我名誉经济学博士学位这份殊荣。清华大学是世界级名校，根据英国 QS 的大学排名，2021 年在全球大学居第 168 名，工程与 科技类别第 88 名，自然科学类别第 119 名。另外在脑神经科学领域，则被诺贝尔奖得主 DNA 之父詹姆斯· 杜威·沃森(James Dewey Watson)誉为世界领先。清华大学和交通大学分别于 1956 与 1958 年在我的故乡新竹复校，科学工业园区因而于 1979 年在新竹设立。
自 1996 年以来，清华大学颁授了 38 位名誉博士。 其中有诺贝尔奖得主，有台湾经济发展的舵手，有出生在新竹的亚洲飞跃羚羊，也有六十年如一日的动物保育人士，都是一时之选。今天，个人就在故乡，从如此著名的大学获得这项殊荣，得与这些桂冠巨人站在一起，真是莫大的光荣。
在多年公务员的生涯中，深知一旦遇到问题，首先要察觉问题所在，才能针对问题去解决。这样的能力，除了以前在课堂上学习的基本知识之外，也必须熟悉制度的运作与掌握统计数字。毕竟「尽信书不如无书」，教科书列示的是原理原则，在实际应用时，要能因时因地制宜。正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Mishkin所说，「货币政策既是科学，也是艺术」（Monetary policy is as much an art as a science），需要以广泛讯息为基础，做出最佳决策。
这种经验判断，在面临危机时，更是重要。1998年2月，当我临危受命出任中央银行总裁的时候，就立即面临了亚洲金融危机。当时资金不停地外流，新台币持续贬值，银行放款利率大幅上升，金融业隔夜拆款加权平均利率，1997年1月为5.653%，至1998年2月升至7.222%。经济活动也因利率上升而受到影响。面对这些问题，教科书的制式反应是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并让汇率自由浮动，也就是放任新台币贬值。但新台币贬值只会加速资金外流，且即使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也难以改善国内流动性不足的现象。传统作法既不能治本，也不能治标。
当时问题的源头其实是在外汇市场。若干外商银行利用制度漏洞，大量承作无本金交割的远期外汇（Non-delivery forwards, NDF）去套利。这不但加深新台币贬值的幅度，也使得资金一直外流；即使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也难以奏效。因此，央行首要的工作就是堵住这个漏洞，于是在1998年5月底宣布停止国内法人办理NDF交易，先让外汇市场趋于稳定，继而实施有效的货币政策，以利经济金融恢复正常运作。
记得当时有位记者责难我，禁止承作NDF有违金融「自由化」，批评是开倒车，甚至将我类比为独裁强人。但自由化并非毫无纪律，当自由市场因外部性（externality）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危及整体经济金融稳定时，就有必要采取措施，消弭危机。一时之间，外人难以理解，以致遭受责难抨击。后来，这位记者升任某周刊的总编辑，终于在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写了一篇「报告彭总裁：我错了」的文章，承认当年的看法是错误的。我很佩服她的勇气。
当时，李前总统登辉先生也请办公室苏主任转达「对的事情就做下去」的勉励。另外也有外商银行从业人员来函，表示：「小草有无数的地上朋友，大树唯有向天空倾诉寂寞！今日您不辞辛苦守护的成果，将是来日台湾的子子孙孙所要感谢与怀念的功绩。」令人感到格外温馨。
任期20年间 困难挑战重重
1998年的NDF事件，只是我担任总裁之后第一次碰到的挑战，接着就是1999年的921大地震。当天上午就紧急召集同仁研商，决定提拨邮政储金转存款1,000亿元，供银行办理重建家园专案贷款。除了主持重建贷款说明会，更亲自南下登上危楼，察看房屋受损情形。
此后的20年间，一直都有大大小小各种挑战迎面而来。如2000年的科技泡沫、2001年美国遭受911恐怖攻击事件、2003年的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等问题，都是对台湾经济金融造成负面影响的案例，央行一一沉着应对。
2006年美国发生的次级房贷危机（Subprime Mortgage Crisis）引发了2008年9月至2009年间的全球金融危机（Global Financial Crisis），造成全球经济衰退，欧美银行紧缩放款，而亚洲国家也面临流动性不足的问题。面对此一情势，央行不但调降银行存款准备率，对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并七度调降重贴现率，累积降幅达2.375个百分点，以减轻个人及企业的资金成本，支应经济成长所需的资金。
商品市场与外汇市场在本质上有很显著的差异。在一般的商品市场，供需曲线较为稳定，不太容易在极短期间内急遽的移动。当供需失衡时，可透过价格调整，使供需达到平衡。
但是，小型经济体的外汇市场则因国际资金的自由移动，常受干扰。当经济大国采行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 QE），资金大量流向小型经济体，就像大白鲨跳进小池塘，引起水花四溅，导致小型经济体货币升值，资产价格上涨；反之，则导致货币贬值，资产价格下跌，干扰了小型经济体的经济金融稳定。难怪哈佛大学故经济学教授Martin Feldstein曾有肺腑之言：「从美国采行QE以来，就没有资格批评其他国家干预汇率。」
又，外汇市场如果出现新台币升贬预期心理，外汇供需曲线则会同时移动，更会造成新台币对美元的价位变动扩大。例如，若预期新台币对美元升值，市场对美元的需求会减少而对美元的供给会增加，美元的供需曲线同时下移，虽然供需曲线仍会交叉，但均衡价格则持续下滑；也就是说，新台币升值的预期心理会自我实现。若预期心理频繁发生，新台币对美元价位也会频繁波动，不利正常的经济活动。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需要妥适配合 才能发挥充分效果
多年的工作经验使我深深地体认，汇率政策应与货币政策等量齐观，不可偏废。台湾是小型高度开放的经济体，应该采行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并在必要时实施一定程度的资本管理，以保有货币政策的自主性。
国际货币基金（IMF）早期主张资本自由移动，但由于短期资金移动造成高度经济金融不稳定，2010年2月，IMF终于承认资本管制的正当性。
另外，我也推动了一些重要的制度面的变革，包括推动即时总额清算机制（Real-Time Gross Settlement System, RTGS）、协助就学贷款制度改革、建置外币结算平台及推动两岸金融合作等等。后来2007年1月5日，中华商银及力华票券于营业时间终了，发生资金短缺，幸好央行早在2002 年已采行RTGS，得以避免发生系统性风险，否则不堪设想。在两岸金融合作方面，由于两岸之间投资与经贸关系往来密切，进一步开放两岸金融往来有其必要。因此，在2012年8月31日，央行与大陆人民银行正式签署「海峡两岸货币清算合作备忘录」，开放银行收兑人民币业务，便利两岸交易的清算。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需要妥适配合，才能发挥充分效果。2009年政府大幅调降遗赠税率（原为累进税率，最高税率为50%，降为单一税率10%），加以全球金融危机后，国外投资收益率下降，国人海外资金大量汇回，流向房地产。为维持金融稳定，央行早自2009 年 10 月即开始进行道义说服及专案金融检查，督促金融机构加强控管不动产授信风险。2010年6月起，央行陆续对特定地区第二户购屋贷款、全台高价住宅贷款及土地抵押贷款的最高贷款成数加以限制。这些针对性的总体审慎措施（Targeted Macroprudential Measures），曾获得国际信评公司Moody’s的高度肯定。
附带要说明的是，央行为何不提高利率因应房价问题而采针对性的总体审慎措施？答案就是要对症下药。利率的影响是全面的，而房地产市场只是整体经济的一部分，为稳定房市而大幅提高利率会伤及无辜；而且台湾住宅每100户仅有26户向银行借款，利率对房地产的影响有局限。IMF即认为，处理房价上涨，采提高利率的方法是大而不当的措施。瑞典央行为处理房价上涨问题，于2010年7月提高利率，导致通缩压力上升，旋于2011年12月起转而调降利率，至2014年10月28日甚至降到零，是活生生的失败案例。另据IMF的实证研究，低利率与房价上涨没有必然的关系。2002至2006年，英国、澳洲利率均高于美国，房价涨幅却高于美国；同期间，日本维持低利率，房价却下跌。
更重要的是，当时台湾的实质利率并未偏低，2009到2021年绝大多数期间，台湾的实质利率高于主要国家，日本野村证券的研究也认为「台湾的政策利率并无偏低的问题。」
还记得2015年初，财政部张前部长来访，告诉我他推动的「房地合一课税」法案遭遇困难。由于该法案可遏阻房地产的投机行为，有助房市健全，而且南韩、新加坡、香港、英国、加拿大、澳洲等均以租税为手段平稳房市，乃尽全力协助沟通，获立法院王前院长支持，由李桐豪立委提案将法案迳付二读，而于2015年6月5日三读通过。张前部长曾于行政院院会及公开场合对央行表达谢意。
该法案于2016年1月1日起实施，对短期内买卖房地产的利得课以重税，一年内的利得税率即高达45%。自实施后，投机客退场，房市景气降温，交易量明显缩减，价格则缓跌。
2019年来，受主要国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外溢效果影响，以及政府推动台商回台与国人境外资金回流政策影响，加以厂商大量进驻科技产业园区，带动周边购屋需求，且建商积极购地，致地价上扬，推升中南部房价。2020年上半年受疫情干扰，房市买气暂趋观望；下半年起，因国内疫情控制得宜，经济表现良好，房市交易明显增温，并出现预售屋红单炒作现象。为抑制房市炒作，避免过多资金资源流入房地产市场，政府于2020年12月推出「健全房地产市场方案」，央行分别于同月及今(2021)年3月推出两波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即前述针对性的总体审慎措施)；财政部则推动房地合一课税2.0，延长最高税率适用年限，并在今年4月9日经立法院三读通过，新制将于7月1日起实施。
健全房市除从上述需求面管理外，也宜从供给面着手，如捷运向郊外延伸、广建社会住宅。供需双管齐下，效果将更为良好。
这些政策、措施与制度改革等，使得台湾多年来物价涨幅低而稳定(low and stable)，新台币汇率也具有反通货膨胀(anti-inflationary)与反景气循环(counter-cyclical) 的功能，有助经济持续成长。
近二十年多 台湾央行获国际肯定
近二十多年来，央行的作为也屡受国际肯定。例如，2016年2月，德国贝特曼基金会(Bertelsmann Stiftung)指出，台湾央行采行与经济金融稳定的目标一致的审慎外汇政策，带领台湾安然渡过全球金融危机。台湾央行具有完全的独立性，利率政策也谨慎可靠，是亚洲国家中声誉最好的央行之一。
2009至2017年间，国际三大信评公司S&P、Moody’s与Fitch多次相继对央行货币政策给予高度肯定，认为央行的货币政策极具弹性，也具可信度，货币管理健全，通货膨胀低且稳定，表现优于大多数国家。
此外，日前辞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obert Mundell曾称赞「台湾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新台币汇率的稳健操作，一路紧钉美元，但允许适度浮动，这种动态稳定是不错的外汇管理策略。」还有，史丹佛大学教授Ronald McKinnon、哈佛大学教授Dani Rodrik、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UNESCAP)等，也都盛赞台湾央行的外汇政策或资本移动管理措施。
多年来，很多事情让我倍感温馨。我曾收到一封寄自台北市和平东路灵粮堂、谦称自己是「95岁老百姓」的信，其中有一段：「你在货币利率方面拿捏得非常稳妥。人家骂你不要生气，免伤身体，为公为私请保重，我会在祷告中求神保佑你及你全家平安。」也曾在大安公园，碰到一位素不相识的老先生拿了一本《地藏菩萨本愿经》送给我，这是他一笔一画亲手抄录的，并在最后一页写着「谨将此写经功德回向与彭总裁淮南先生伉俪，并祈福寿绵长。谢宗英敬赠。」这些感人的事情，长驻我心。
使命感与国人鼓励驱动 一往直前
那么，多年来是甚么样的原因驱动我一往直前？那就是使命感与国人的鼓励！我从1971年进入央行工作，一直到2018年卸任，这期间与我共事的同事们都会觉得我做事很急切，不停地撰写分析报告；甚至在早年没有电脑的时代，经常需要熬夜写稿，由内人为我誊稿。追本溯源，正是使命感的驱使；即使卸任之后，仍然十分关心各种经济问题，始终想要将最好的政策分析及时呈现，供政府参考，庶几不负国人期待。这是我一生的志业。
在我担任央行总裁任内，经历三次政党轮替，四位总统，十五位行政院长，幸获历任长官及立法委员信任，中央银行从而得以在政府架构下保持超然独立性。
总计我在央行服务达43年9个月。这期间我曾有多次转换工作的机会，但仍选择留在央行。若再加计台银、中信局及中国商银的年资，在银行业服务则长达51年又5个月。第一个工作是银行员，最后的工作也是银行员，这是我相当自豪的事。
再次感谢清华大学给我这份殊荣，感谢贺陈校长的鼓励与费神安排这场典礼，也感谢各位贵宾前来观礼!而这份殊荣也是对全体央行同仁的肯定；和他们胼手胝足，一起努力，是我的光荣，也借此机会一并谢谢他们。
最后，敬祝各位贵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