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天健的知识遗产
（图／中新社）
2010年12月25日，我的老同学，北京清华大学和美国杜克大学史天健教授与世长辞，这是中国政治研究的重大损失，也是我长年心头之痛。而今，整整十年过去了，我展读他的著述，回忆起他所留下的人生睿智以及知识遗产。
1981年8月中旬，我刚服满两年的预官役，匆匆来到纽约哈林区旁的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开始了长达7年的研究生涯。第二年秋天，大陆文革后第一批留学生来到美国，这是改革开放后最优秀的一群知识精英，他们经历了上山下乡的辛苦磨炼，也累积了丰富的人生智慧。而比我年长6岁的天健，却让我看到了一个质朴奋进的中国知识心灵，以及一页页艰毅卓绝的人生图景。
在当时治安十分败坏的纽约，史天健丝毫无畏，利用晚上大夜班时段开计程车维持生计。当时计程车工会还特别发给他奖学金，嘉勉这样一位勇敢坚定、不惧黑暗的博士生。
他长年身着布衣，脚踏布鞋，仿佛仍留在当年的北京，继续干活！多年后，他立业成家，生活美满，却依然一身素朴，毫无矫饰，不改其本色。
有一年，我回哥大客座，教授东亚民主化课程，特别邀请他讲授一节中国大陆的民主运作，他细致而认真的分析基层村自治与地方选举的实况，生动而热情地运用第一手的在地研究资料，让来自各国的研究生兴味盎然、感动不已，一直到了下课还围着他问问题。这正是由于他苦干实干，始终坚持在第一线作调查，累积了大量的经验素材，也培养出他对中国政治文化通透的智慧，能言人所不能言。
在2014年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中国大陆与台湾政治的文化逻辑》一书中，天健指出，对于政治态度与政治行为，文化因素有其独立的影响作用。相对于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文化规范有其不可化约的独立性。文化因素为政治合法性、参与、利益与领导铺垫了重要的基础。
在台湾和大陆，尽管政治制度相异，但人们却普遍认为，民主是政府应扮演好人民保护者的角色，而且要多为老百姓谋福利、做实事。因此，人们往往倾向于信任政府，而不是与政权对抗。这一点很显然与西方民主不同，后者往往将政府视为自由之敌，因此政府常常不被信任。
我同意这样的观点。这也就是为何在中国大陆，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往往被视为政府宣传的结果。其实这是基于西方民主的文化观，也就是将政府当成人民的敌体，只有小政府才是好政府。但是这种「敌对的视角」其实来自特定的文化观，而不是所谓的普世价值。
天健的著作近年来越来越受到重视与肯定。有一位评论者表示：他的创造性研究不止是为政治文化开拓全新的视野，而且也为东亚的民主发展之谜提供了可信的答案。许多人以为几十年后中国与其他东亚经济强权也会发展成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但他的研究却提供了重要的反省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