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精选》死了一个警察之后
「英勇殉职」不是警政高层能拿来宣扬的徽章，而是奇耻大辱的污点。它代表我们没能守护口口声称「最重视的弟兄」，反映的并非警察的英勇，而是警政的无能。(示意图/shutterstock)
警察一向习惯大事化小，把种种问题归因于执行者个人或底层管理者，刻意忽略其中的结构性问题。
「永别了，穆罕默德，我们会为你复仇。我们今天为你流泪，我们将让那些造成你死亡的人流泪。」──突尼西亚人，在穆罕默德‧布瓦吉吉的葬礼上
看着李承翰被刺的画面，我的心中满是问号。
为什么要他去处理这种补票纠纷？为什么他会站在那个位置？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去？为什么后续没有支援？为什么？为什么？……
所有的悲剧都不是「个案」
警察体系存在着很多问题：勤务编配、警力运用、安全观念、训练资源等等，也一直有人探讨当中的问题。然而，还是有无数警察因为这一些问题而倒下。
警政署长事后召开会议，表示要提升「执勤安全」及「执法尊严」。但为什么这些事情一直在发生？为何大家不愿重视执勤安全？
因为，这个制度并不重视。它让其他的价值与规则凌驾在生命之上，使我们相信所有的悲剧都是「个案」。
「你们警察好可怜喔！」每一次有人这样说时，我都充满疑问。
如果真的觉得我们好可怜，那为什么还要让我们陷入这种可怜的局面？当把种种问题都让警察承担时，警察就只能成为所有问题的祭品。
在李承翰案件发生后，台铁公司表扬员工「没有乘客死亡」，但在这过程中，明明死了一个警察，却仿佛与台铁无任何关系。至于要如何增进公共运输安全？却仍是将它推给警察，「要求警察提高见警率」、「增设巡逻箱」。
在台湾，似乎许多事情都变成警察的责任。
银行被抢了，是警察没有顾好银行。学校里发生霸凌，是警察没有进入校园巡逻。庙会造成的交通壅塞，是警察没有好好疏导的错。
然而在国外，他们不会把这些事情当成是警察要负责，甚至他们认为不该让保护公共安全的警察，帮私人企业收拾善后。
死了一个警察之后，我们更进步了吗？
二○一八年，日本东海道的新干线发生一起无差别持刀杀人的事件。事件发生后，所有的日本铁路公司不但增加保全配置，并规划保全一同乘车戒护。
他们还训练员工防身术，进行对抗歹徒的状况演练。司机与乘务员身上都配备强力手电筒与辣椒喷雾。车厢内也新增防护盾、刺叉与急救用品，让员工都熟悉装备的使用。而后日本政府进一步修改《铁道运输规程》，禁止乘客携带未包裹的刃物。
但台湾的铁路公司与警政署做了什么？事件过了一年，我们还看到列车长未配备防身喷雾的新闻。
死了一个警察之后，我们并没有更进步。
没有增加避免危害发生的制度与措施，只是继续让基层警察做这些无谓的工作，让原本应该承担责任的人回避责任。
众人继续高喊「维护警察执法尊严」，但也继续让基层警察处于毫无尊严与保护的职场。
我们应该守护的是「警察本身」，而非高层的「执法尊严」
然而，警察之死，不是执法尊严的问题，而是人性尊严的问题。
一审的判决结果出炉，郑姓嫌犯无罪，社会舆论哗然。
警政署公开表示「全体警察无法接受」、「呼吁检察官上诉，维护警察执法尊严」。许多人也纷纷涌入警政署的脸书专页，声援警政署的公告。
但我的内心感觉空虚、疑惑。
为什么警政署变成正义之师？警力不足、装备不良、训练不够，一个本该是台铁自己要处理好的逃票纠纷，却导致警察白白牺牲，这不都是警政高层导致的局面吗？
我完全不在乎警政署在我死后，找了多少律师上诉。我只在乎它在我活着的时候，给我够多的资源。
不要在我执勤的时候没有防弹衣穿、不要让我一个人面对危险、不要让我睡眠不足去处理事故、不要检讨我没有积极作为、给我足够的训练时间与课程……这些对我来说，价值超过所有抚恤金。
判有罪的话，就不会有下一个案例发生了吗？把罪犯枪决了，警察执勤安全就得到保障了？每宣判一件死刑，装备就升级、警力就提高、警察就更有尊严？
我们应该守护的是警察尊严，还是警察本身？他们口中的「执法尊严」，能保护基层员警面对现场的危险，还是只是满足自己的虚荣，并掩盖无作为的事实？
在台湾，七万个员警公民的心声，有人知晓吗？
在一些基层员警的眼中，警政署的公告，是多么让人心寒。它没有回答许多人一直在意的疑问，也没有回应许多人高喊的改革。
说要采购更多装备，结果连防弹衣都有问题。说要增加训练，结果地方政府还是没钱办训练。说要规划情境模拟，但实际上根本没有足够的配套，大家还是只能照套路走。
一边大呼司法判决不公，一边回避行政机关该有的责任。一边说要捍卫执法尊严，但实际上却不在乎员警的尊严。
高层只是一如既往地掌握话语权柄，继续代言「全体警察」，让各种不同的声音消失罢了。
在国外，警察机关就只代表着机关的立场。员警个人的言论与思想自由仍受到保障，更多是由员警结社，代表警察「作为公民」的立场。
但是在台湾，七万个员警公民的个人意志，就被一篇贴文给取代了。真正属于基层员警的想法，有人知道吗？
比起制裁犯人，我更在意基层员警该怎么办
我走进一间超商买晚餐。「警察被杀，居然判无罪。法院真的很可恶耶。」当我结帐时，店员这样说。
「目前也没办法，上诉可能就会翻盘了吧。」我耸耸肩。
店员愣了一下。他大概可能以为我会义愤填膺，觉得这社会没救了，全世界都对不起警察吧。
那么，我是怎么想的？虽然我也对判决感到困惑，然而比起要如何制裁这个人，我更在意的是，我们基层员警该怎么办。
如果我自己有上级所谓「警察尊严」之类的东西，它不会脆弱到被一个杀人犯给摧毁。
我对社会的期待、民主的期盼，不会被一个判决给颠覆。
挪威能，台湾能吗？
二○一一年的挪威，发生了他们自二战后最严重的攻击事件。
一名极端主义者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在工党青年团办的夏令营持枪扫射，连同他在奥斯陆政府办公大楼放置的炸弹，总共造成七十七人死亡的惨剧。
但事发后，挪威人并没有要求要将布雷维克处以极刑，也没有指责彼此。
他们虽然在案发后发起大规模的游行，但仅仅是将花撒在道路上，哀悼那些无辜的牺牲者。
「让我们像过去一样关心彼此吧。」面对布雷维克的仇恨言论与暴行，挪威人不散播仇恨与制造对立，而是以正常生活和团结作为报复。
无论皇室与官员、媒体与人民，他们自己也发现挪威出现问题了。但比起如何处理那个疯子，他们更在乎彼此，并关心「我们的社会怎么会发生这件事」。
美国导演麦克‧摩尔（Michael Moore）曾拍过一部纪录片，访问儿子遭杀害的父亲，不断追问，他是否想要对布雷维克报复。
最终，那一位父亲打断了他。「我不想堕落到跟他一样，自以为有权利杀人。」
「对暴力的正确解答，是更多的民主与开放。」挪威时任首相史托腾伯格（Jens Stoltenberg）说：「如果一个人能制造这么多的恨，那想一想，我们团结，能创造多少爱？」
挪威的在野阵营也未对执政党进行攻击，保守党发表声明「我们都在哀悼」。第三大党进步党党魁表示：「这一天，所有进步党员都是工党青年团员。」
当然，挪威人不可能完全不在意布雷维克。二○一五年，他申请就读奥斯陆大学时，引起了轩然大波。
但最终校方决定让他就读，不过不让他进入校园或当面接触校方人士，而接受他的申请，也仅是为了维持学校的教育精神。「这是基于为我们大学考虑，而不是为了他。」
挪威人不会为了一个极端分子，改变自己的信念。
「现在挪威终于回到从前。我们不再是受害者了。」奥斯陆大学学生代表在接受BBC采访时如此说。
那么，台湾呢？
我们是否也能在事件发生后，关心我们的台湾怎么了？
我更想要关心我的同事们是否都能平安地下班？
我们的警政系统，是否能给员警更好的劳动环境？
我们的救护系统，是否能负荷现有的紧急需求？
我们的卫生系统，是否能让这些人获得最好的照顾？
我们的社福系统，是否能支撑这些家庭，不至于崩溃？
我们的司法系统，是否能公正审判与顾及被害人的权益？
我们的教育系统，是否能传播良知与公民素养？
……我们的台湾社会，是不是能一起团结度过难关？
我们能从自己的周遭开始改变吗？
如果我们羡慕先进国家的社会文化与制度，并希望台湾拥有那样的公民社会，我们是否能从自己的周遭开始改变呢？我想让台湾警察与社会有更好的想法与意志，不会被这些恶意所动摇。
当然，我也会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牺牲者。
我每天上班，也想着自己可能会在下一刻遭遇横祸。眼前的那个人，下一秒可能就会掏出一把刀来。可是，如果我在这里结束生命，对方到底有没有病、法院会如何判决，已经与我无关了。
对我来说，有充足的训练、完善的装备、能够支援的人力，同时大家遇到状况时都能保持警觉，并能拥有正确回应的体力与精神，比对方有没有被处死更重要。
如果我们愿意更早了解问题的原因，并及早建立更安全的制度，是不是就不会有更多悲剧发生了？
随意把人奉为「英雄」，是不合理且邪恶之事
随意地把人奉为「英雄」，其实是件不合理，甚至是邪恶的事。这表示我们把一切推给了那些人，自己却躲在安全的地方看着一切发生。
「英勇殉职」不是警政高层能拿来宣扬的徽章，而是奇耻大辱的污点。它代表我们没能守护口口声称「最重视的弟兄」，反映的并非警察的英勇，而是警政的无能。
高层真的知道基层员警想要什么？需要什么吗？他们其实可以做得更多，但为什么不做呢？
事件发生后，警政署大肆宣扬改革气象，并开会讨论基层员警的意见。
但那次的会议，我看一半就看不下去了。
我明白这场会议长官想要的是什么，也正如我一直明白的一样。他们不是想要「基层的意见」，而是想要「他们认为基层会有的意见」。
最终，警政署想守护的，还是他们希望的警察形象，那个不可侵犯的执法尊严，而在制度中的基层员警，却一直被忽视。
警察一向习惯大事化小，把种种问题归因于执行者个人或底层管理者，刻意忽略其中的结构性问题。
然而，这一些问题还是存在。
而不断累积的问题，最终让整体更为扭曲，并使我们付出代价。
●●●
要避免员警的悲剧再次发生，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他们的勤务结束了，但国家的义务可没结束。
(本文摘自《活得像个穿制服的人──我是警察》/宝瓶文化)
【内容简介】
我对抗的，从来不是警察，而是逼人为恶的体制巨兽。
想唤醒的，是警政高层、基层员警以及一般民众。
「英勇殉职」不该是警政高层拿来宣扬的徽章，因为它代表的是──
我们没能守护那些被他们称为「最重要的弟兄」。
当我结束最后一班勤务，回到派出所时，我都会松一口气。
每卸下一件装备，就像放下一道重担。
把枪放回枪柜时，我会觉得这是今天最有成就感的时刻──我没需要用到它，真是太好了。
我可以在出入登记薄，写下「退勤」这两个字……但，有些人已经没有机会退勤了。
【作者简介】
王惀宇
台湾警察专科学校二十八期、政治大学行政管理硕士，现为派出所警员，同时为警察劳权运动者。长年研究第一线警察实务与新兴公共行政理论，投书《苹果日报》、《联合报》、《自由时报》三十余篇，并受邀至各高中、大学讲座，个人Facebook文章亦常被各界引用。硕士论文《制服掩盖的血汗：基层警察的劳动困境与工作权保障》分析美、日、德各国警察勤务与法制，获得台湾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系所联合会2021年度最佳学位论文奖硕士专班佳作。
从事第一线警察工作超过十年，经历了各种人情冷暖，与其他警察同样活在绝望中：社会对于警察的敌视、漠视、无视，以及警察系统自身的黑暗，让一切的牺牲成为必然，而后被大众所遗忘。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我们只能这样？」「在成为警察之前，我们不也是人民吗？」他开始想要去改变这一切：写文章议论警政时事、公开露面接受媒体采访……不知不觉，自己被其他人抱着期待、被其他人抱着憎恶。但无论别人怎么看待，他始终没有变过，还是那个活在梦魇中的小小警员，与自己的绝望不断挣扎着。
为了让悲剧不再发生，为了让遗憾成为过去，为了让苦痛得到救赎，为了让记忆留下纪录，他拿起笔，记下自己的声音、写下他们的故事，想要改变五十年来未曾动摇的历史共业，希望让社会更了解警察、让警察与社会重新连结。
错误应被改正、努力应得报偿，想留给未来这样的世界──这是一个一线三小警员由衷的期望。
《活得像个穿制服的人──我是警察》/宝瓶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