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我思－杨德昌的台北物语

夏天是恋恋电影的美好时光。杨德昌逝世10周年影展在这几近跳电恐攻的溽热里，却呈现了都市考古学的冷冽。在过去的漫长岁月里，杨德昌的电影一直被认为是探讨人际疏离的范本，以台湾物景呈现全球化及都市化问题。但30年后重看《青梅竹马》及《恐怖分子》，竟觉得是不折不扣的乡土片。

侯孝贤在《青梅竹马》的对白大量使用台语，及主要场景设定为大稻埕布庄及四合院式老宅，处处显现杨德昌对当时庶民文化的理解，绝非单单外省仔的天龙国观点。虽是叙事电影，也像是台湾解严初期的绝美纪录片。相形之下，侯孝贤的《童年往事》及《冬冬的假期》更像是回归田园的悠然行进曲。

杨德昌的数部电影中间或有《麻将》及《独立时代》愤青的喋喋絮语，于《一一》终至大成，其间都有情爱罣碍心中。《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张震就是《恐怖分子》李立群的前身，为了那无法言语的爱，逼得爱人或自己穷途末路，死亡成为救赎。已长于当年杨导年纪的我，感受到他带着悲悯眼光看着主人翁，希望他的电影可以成为台湾的救赎。台湾新电影的论述都太强调电影本身的创新，而忽略了杨导其实是台湾社会的先知。

我常想，如果杨导还在世，眼见台湾解严30年变迁，他会怎么创作呢？政治人物说爱台湾就是中午不开冷气；媒体解雇记者直接抄脸书变新闻；高中生说无法证明慰安妇不是自愿的；业者只要做个APP媒合供需，就称自己新创，接着要政府补助…现在的台湾活脱是一出世纪末狂乱、光怪陆离的赤黑剧，杨导是会惊为天人，觉得不用再写剧本，直接白描就可以出世绝伦了？或者大惊失色，真实世界竟比电影还魔幻？还是展现他一贯的愤愤不屑，拒绝跟台湾对话呢？

黄哲斌日前的文章提到他的记者生涯走调成一首芭乐歌，但他并不怀念1987年，因为「那是个拒马蛇笼、铁棍鲜血的年代，旧时代的面目丑恶狰狞。」威权的确禁锢了台湾人的身心自由，我们应时时警惕，让威权不再藉任何形式，包括民粹主义，借尸还魂。但30年后，我背负着中年与中产阶级的压力，看到政治与社会各种势力挂勾或角力，政治人物的说词都可被解构为钱或权的斗争，感觉越来越无力与虚脱。

杨德昌的电影召唤着此时此刻的我，让我无法不想起初解严后数年，社会各处万泉奔腾的热情。那时觉得好像努力呼吸，就可领略到自由的气味，而杨导的愤愤之气也正是大鸣大放氛围下才会有的心情。台北物语最终到底是经典的靠片，还是末日前的小确幸？（作者为元智大学资讯管理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