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春山/舰队染疫省思 防疫须升高到国安层级
● 赵春山/曾任政大国关中心副主任、东亚所及俄罗斯所所长,并参与政府中国大陆事务咨询工作,见证两岸关系不同阶段的发展。深信只有两岸和平对话才能创造两岸互利共赢的局面。
哈佛大学教授奈伊(Joseph Nye)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使人类面临自1918年以来最严峻的考验,而中美两强都未能通过这次流行疾病的测试。
相形之下,台湾因超前部署,防疫表现让世人耳目一新;遗憾的是,日前海军敦睦舰队舰上官兵染疫,成为蔡政府抗疫的一大破口;现在大家除了担心确诊者可能引发社区感染外,也把焦点转移到责任的归属问题。
▲截止4月24日,台湾累积428例确诊,其中敦睦舰队占30例。( 图/曾梓倩制)
防疫如作战 属国安层次
就事论事,该惩处的就惩处,该下台的就下台,连蔡英文总统都公开宣称不护短了,相关单位和人员就坦诚面对吧!毕竟,「诚实是最好的策略」,我们不希望这个事件影响全国防疫的努力,也不愿见到国军的社会形象受到影响。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说,军方防疫的SOP规定很严,但弹性不足,通报窒碍难行,造成「下情难以上达」。我认为这个现象,也反映在整个政府的防疫作业上。
当蔡总统当初强调防疫视同作战时,我就主张政府应把防疫工作升高到国安层级。这次新冠肺炎病毒对台湾的影响,除了政治、经济、外交、心理等层面外,还包括我们关注的两岸关系议题。
这些都是属于国家安全的范畴,必须由国安会来进行横向联系和垂直分工的整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甚至行政院,都无法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
▲ 蔡英文总统同国防部人员,以及国安会秘书长李大维,参与黑鹰殉职将士移柩。(图/记者李毓康摄)
防疫须整合 避免部门各行其是
整合具相当重要性,是因为在一个多元民主国家,政府部门基于本身利益,常会出现各行其是的现象。
根据美国学者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的说法,美国前总统柯林顿虽然早在1994年时,就决定与中国全面接触,但每一个政府部门都在追求各自的中国政策,彼此少有联系。
例如,当美国贸易代表署(USTR)威胁要针对开放市场和智慧财产权问题对中共进行制裁时,商务部却增加对中国大陆的投资行动;当国务院对中共违反人权和核武扩散行为展开批判时,国防部却致力发展与共军的联系。
时至今日,川普政府内部的对中政策,仍存在「贸易派」和「国家安全派」的不同主张,其中不乏部门利益的考量。
▲ 川普政府内部存在「贸易派」和「国家安全派」。(图/路透社)
共党国家早有官僚主义的问题。早自六○年代开始,西方学者就认为传统的「极权主义模式」(totalitarian model),已无法研究「后史达林时代」的共党政治发展。
学者提出「团体研究途径」(group approach),说明共党政治体系内已存在「官僚利益团体」(bureaucratic interest group),它们追求的利益未必和共党组织相一致。
为了避免国家面临紧急情况时,政府部门因官僚利益导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外界发现苏联政府在七○年代初,就成立了「国防会议」(Defense Council)的组织,它的前身是史达林于战时成立的「国防委员会」(The State Committee of Defense),这是苏联最高军政决策单位,由国家领导人和重要部门主管组成,直到苏联解体才不复存在。
在西方国家,类似的组织应是前英国首相邱吉尔在二战期间成立的「战时内阁」,它发挥广采众议但权力集中的功能。
目前台湾的疫情是否严重到必须让防疫上纲至国安层级,见仁见智,朝野也有不同看法。
但自疫情爆发以来,政府无论是处理口罩出口禁令、武汉台商包机返乡、敦睦舰队官兵染疫,甚至未来是否「封城」等问题,都出现了部门之间、政党之间,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不同声音,造成资源浪费和事倍功半的结果。
因此,由国安会单一窗口来发挥整合的功能,是非常重要的;必要时亦应成立临时性的危机处理小组,邀请在野政党参与,共商国是。
除了持续进行中的抗疫作战外,世界各国还面临疫情对经济造成的严重冲击,它形成了「饥」与「病」的双重恐惧。蔡英文总统说要建立「台湾共识」,我认为共识的基础就是「台湾命运共同体」。只有大家团结一致,才能共渡时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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