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西方的贸易战「斗争」 核心是意识形态之战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党内官员，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图／路透社）
文／Matthew Fulco 傅长寿
中国倾向制造分裂和迫使对手屈服，常以其巨大的市场来威逼利诱。「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日前宣布成立，虽不确定该组织能否以有利西方民主国家的方式影响中国，但世界的确需要新的多边组织来应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挑战。
2019年9月，神秘的武汉肺炎爆发的3个月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了一场关于斗争的演讲。习近平呼吁党内官员，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习近平使用「斗争」这个词，让人想起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当年这位中国前任主席劝勉群众要打倒「走资派」，说这群人偏离了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成长于那个动荡时期，那个时期也形塑了他的世界观。习近平和毛泽东以铁腕统治中国，强迫整个中国社会要符合他的意识形态。
到目前为止，习克服了各种反对他推动中国走向专制的声音。无论是哪个反对派，都缺乏习近平的权势，这点在他2018年取消任期限制时再清楚不过。
然而，西方国家在中国日益嚣张的威权主义下，正掀起一股反对浪潮。而且中国趁疫情大流行之际搞的许多动作，以及违反香港《基本法》与《中英联合声明》，单方面要求香港遵守《国安法》，更是燃起抵制之风。
美中之间的贸易和技术战其实已持续多年，其他国家大多不愿介入纷争。素来好战的川普政府并不擅长结盟，其他西方国家也不愿危及与中国的经济关系，通常都是试图谨慎地解决与中国的分歧。
但随着中国斗争得越来越上瘾，这也变得越来越难。澳洲早前呼吁对COVID-19疫情起源进行独立调查，让北京当局怒不可遏，威胁要抵制澳洲商品。中国后来对澳洲的大麦、牛肉和煤征收关税。今年6月，中国政府建议其公民不要前往澳洲旅游和留学，并警告可能发生针对华人的种族歧视攻击。根据澳洲政府的资料显示，2019年中国学生和游客为澳洲创造了180亿澳币的收入。
中国试图逼迫澳洲屈服，并没有成功。澳洲总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在6月时表示，「我们是一个开放贸易的国家。无论面对何处的胁迫，都绝不出卖我们拥护的价值。」
这并非虚张声势，中国以中澳商业往来当作武器，终将促使澳洲政府加速减少对这个最大贸易伙伴的依赖。这个过程将漫长而痛苦，但澳洲别无选择。
最近也有一些好的走向：澳洲和印度在6月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涵盖网路技术发展、稀土和军事合作。此外，由美国、英国、纽西兰、加拿大和澳洲组成的情报网络「五眼联盟」（Five Eyes）正试图打造可靠的供应链，产业可能包括药品、稀土和核能原料。
中英关系迅速恶化
与此同时，中英关系也在迅速恶化。这次疫情打击英国甚剧，有超过30万的英国人感染，42,546人死亡（截至2020年6月20日）。英国首相强森（Boris Johnson）领导的政府认为，北京一开始掩盖疫情的作法导致英国未能更有效地应对。3月时内阁部长葛罗夫（Michael Grove）表示，「中国的一些报告都没有说明清楚疫情的规模、性质和传染性。」
▲英国首相强生领导的政府认为，北京一开始掩盖疫情的作法导致英国未能更有效地应对。（图／路透）
北京对香港的打压甚至可能更进一步影响与英国的关系。由于香港未能在自己的立法会通过《国安法》，中共干脆直接自己来立一部。港版《国安法》预计最快将于8月生效，主要禁止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恐怖活动，以及外部势力干预等4类行为，同时允许中国安全机关在香港正式展开行动。此法敲响了「一国两制」的丧钟。根据与英国签属的「一国两制」方案，香港本应在2047年之前都要保持相当程度的自治权。
英国因此承诺改变移民规定，为35万名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BNO）的香港人，以及另外25万香港人提供获得公民身分的途径。「若证明有其必要，英国政府将很乐意采取这项措施。」强森在《南华早报》6月一份投书中写道。
伦敦市调公司Redfield & Wilton Strategies 6月时进行一项全国民意调查发现，56％的英国民众赞成改变对香港人的移民规定，只有12％表示反对。57%的人认为中国是英国的潜在威胁（Threat），而只有16%认同中国是盟友（Ally）。
英国也在重新考虑，是否该让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建设英国部分5G网路。美国一直以来都在警告华为会威胁国家安全，但伦敦当局一度认为这些风险可以控制。
北京毫无意外地威胁要对英国采取「反制措施」，这可能让中国公司中止在英国建设发电厂和高速铁路网HS2的计划。讽刺的是，若中国真的中止，它涉入英国基础建设的程度将会减少，对英国来说未必是坏事。
只要习近平继续领导中国，中国对西方的鹰派立场就不会改变。他在确定担任中国领导人之后不久，于2013年1月发表了一场演讲，内容直到2019年4月才首次于共产党的《求是》杂志刊出。习表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
习明确表示中国选择性接受某部分的资本主义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所不同，他认为后者仍优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最终消亡、社会主义最终胜利，必然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他说道。
习的中国可以容许资本主义，但必须符合国家利益。某些市场自由化将会继续，但不能让国家无法控制战略产业。其实中国有一些思想家赞成更市场化的经济转型，但他们并不在习的圈子里。
习对市场的怀疑，跟他对宪政民主、新闻自由、公民参与、普世人权等等西方理念的蔑视一脉相承。这些都详列在2013年《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首次披露的共产党内部第9号文件中。文件写道：「西方反华势力和境内『异见分子』还不断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搞渗透活动。」
有趣的是，这一直没有得到西方重视。5年来中国的魄力（有人可能称之为「侵略」）日增，美国企业也对他们在中国面临的市场壁垒越感不耐，华盛顿当局终于采取行动，加征关税、针对中国在美投资设立限制，并制裁华为。对其他西方民主国家来说，他们与中国关系的转折点则是因为近期的武汉肺炎大流行和港版《国安法》的宣布。
这些对中国经济来说都不是好事，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可能只有1至2%。长期来看，外国在选择直接投资地点时可能会逐渐放弃中国。这种情况在科技业就曾发生过。全球市值最高的网际网路巨头Facebook、Amazon和Google，在中国的业务皆无足轻重。一些前景看好的亚洲科技新创，例如叫车服务龙头Grab和Gojek，市值分别是140亿美元和100亿美元，皆在东南亚开展业务，而非中国。
外企须采取更微妙平衡策略
长远来说，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不得不采取一种更微妙的平衡策略。一方面，他们必须服膺于执政的共产党路线，否则就有可能危及其在中国大陆或香港的生意。然而，向北京卑躬屈膝却会在自己国内制造麻烦。
▲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不得不采取一种更微妙的平衡策略以维持其在中国大陆或香港的生意。（图／路透）
英国汇丰银行（HSBC）和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就是典型例子。这两家银行最近都表态支持港版《国安法》；汇丰亚太区行政总裁王冬胜也签名连署支持。渣打银行在给《金融时报》（The Financial Times）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相信港版《国安法》有助于维持香港经济和社会长期繁荣稳定。」
汇丰的决定很快在英国招致抨击。前英国保守党党魁伊恩˙史密斯（Ian Duncan Smith）表示，汇丰支持中国推动港版《国安法》是「严重错误」（Grave Error）。工党的国会议员南迪（Lisa Nandy）和陶兹（Anneliese Dodds）则致函两家银行，表达她们的疑虑。
中国预计将面临来自西方民主国家更加坚决的抵制。6月5日，「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 IPAC）宣布成立，联盟成员来自12个国家超过100名国会议员，包括美国、英国、德国、义大利、澳洲、瑞典、加拿大以及日本。
IPAC看来摸透了北京的底细。中国倾向制造分裂和迫使对手屈服，常以其巨大的市场来威逼利诱。有鉴于此，该联盟在其网站上的声明中指出，「一些国家挺身对抗中国，却往往孤军奋战……挺身捍卫基本的自由以及维护国际秩序完整性的重担，不应由任何一个国家独自承担。」
该声明指称：「『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成立，是为了协调民主国家团结一致，共同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的作为和其未来野心带来的挑战。」
IPAC确实是一个由不同利益集团组成的新兴组织。目前尚不确定，该组织能否以有利西方民主国家的方式影响中国行为。但是IPAC的想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世界需要新的多边组织来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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