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时社论》国家方向不变 低薪问题无解

中国时报社论

去年实质薪资呈现负成长，行政院人事长在立委质询时回应，将朝政府带头调薪、带动民间调薪的方向努力。这项承诺能否兑现，其实面对极为严峻的考验，因主计总处对今年经济成长率的预测，已在2月底下调为2.12%，明显低于去年的成长率2.45%。即使主计长认为「普发现金」的特别预算将激励经济达0.3%，但学者却不表乐观，认为在景气快速低迷之下，民众将怠于消费，成长率连「保2」都会有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要为公务员调薪，依照往例的确不容乐观。

提高基本工资 表面功夫

事实上，依主计总处先前公布的「受雇员工总薪资」，110年台湾非农雇员薪资中位数为50.6万元，换算总月薪为4.2万元，人数为406.5万人。表面上看，这种薪资似乎还可以，但若住在北部都会区，想买房又生养小孩的话，就会非常艰辛。10年来民众可支配所得只成长12.1%，但房价却已狂涨了50%。

更严重的是，68.3%受薪者（555万人）年薪资低于平均薪资（67万元），比例创下新高。它显示，所得分配在恶化之中；这也和最高10%及最低10%受薪者的薪资比例倍数已经扩大到4.09倍，为6年来首次扩大，是相互一致的。所得差距扩大的原因很简单，高收入的电子业这两年营收大好，而原来就收入偏低的多数服务业，去年仍受疫情冲击，当然让所得分配恶化。这种产业发展让「类荷兰病」益发严重，但政府除了对出口屡创新高大肆宣传以外，对产业畸形发展的状况却视而不见。

其实，台湾所得分配，曾经在1980年左右列入全球最佳的前5名。但此后缓慢恶化，特别是在2000年后房地产价格高涨、股市炒作严重之下，财富往高所得或富人集中，分配恶化越来越严重。目前不均程度早已超过中西欧诸国，甚至超过长期不如台湾的南韩，引发的社会问题也日益严重，包括年轻人为求高薪草率谋职而遭到诈骗、囚禁、殴打甚至弃尸，让台湾出现「柬埔寨化」的现象，都和这种恶化发展有关。但蔡政府除了以「年年提高基本工资」做做表面工夫并扭曲劳动市场之外，从未提出真正有效提高低薪服务业的政策。

台湾服务业除金融、运输和资讯服务等少数科技含量较高，故待遇较高以外，多属门槛低的传统服务业。受限于市场不大、难对创新进行显著投资，造成生产力成长停滞，薪资难以提高。要打破限制、提升效能和薪资的途径如下：

其一，是降低服务业的科技转型成本，因多属微小企业，有赖政府协助。可是长期以来，政府除提供极少数示范企业以外，可说完全漠视企业的广泛需求。

服务业难提升 恶性循环

其二，是应提升服务业价格和品质的透明度，以提升消费者的信赖和消费。但传统服务业除极少数例外，长期缺乏政府有效规范和辅导，致消费者宁在境外有市场规范和自律的国家消费，也不愿在台湾当冤大头，导致消费量不足而无法有效提升生产力，并造成恶性循环。

其三，是吸引大量稳定的境外旅客入境消费，创造足够利润来激励创新投资。但迄今《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未能生效，台湾高获利的服务业无法进军大陆，丧失了这个提高服务市场规模的便捷途径。而扩大其他的境外市场，因缺乏自由贸易协定助攻服务市场，也无力快速发展，促其成为发展服务业的重要手段。而以蔡政府加入国际经济整合的被动和消极性来看，我们预期在「后疫情」阶段也难以获得突破。

前年出口屡创新高，低薪问题未能显现；但去年下半年因国际景气反转，出口已受冲击，今年预估更差，几个经济研究机构都预测经济成长率将远低于3%，原来服务业停滞的状况将扩展到科技业，薪资停滞和消费减少之下，服务业要成长就更加困难。

蔡政府接下来仅剩一年多任期，陈建仁内阁除非能扭转国家方向，否则不可能解决上述问题。但受限于意识形态和任用私人的派系政治，蔡政府有可能解决低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