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馆出书新谈鹿窟事件 却把事件因果模糊化

鹿窟事件发生在1952年底，是共产党在台湾最大的颠覆基地，1000多人被问案，400人遭逮捕,98人有期徒刑，35人死刑。此事之后，共党在台湾的地下基地再也无法串连。(图/中时资料库)

国史馆在去年12月27日发表「鹿窟事件」的新书发表会，将该事件的档案整理出版了五大册，并且在发表会上展示蒋经国亲笔批示文件，以及参与此事件，有「台湾文化才子」之称的吕赫若，最后一段生命历程的纪录。然而国史馆「去脉络化」的谈鹿窟事件，使得这件原本的共谍基地破获，拔除除共党在台湾颠覆危险的国家安全，被操作成「最多受害者的白色恐怖事件」，政治手段斧凿之深，必须小心。

据《风传媒》报导，台大教授陈翠莲说，档案特点之一在于明确显示「多数共党干部没有被判刑」，重要干部陈本江、陈通和兄弟可以自首、自新，不知要通报的一般村民如石碇乡公所干事黄伯达、因「结拜会」遭卷入事件的农民许金旺却都遭枪决。

另外提到在台湾文学史占有一席之地的吕赫若也参与此事，他未在搜捕行动被逮，曾传说他隐身了、或是到国外去了，但从与吕赫若同为鹿窟基地指导员的刘学坤所遗资料可发现，吕赫若遭蛇吻、撑了8天半过世。

陈翠莲表示，吕赫若是在台湾文学史与音乐史上都有一席之地、有才华的人，最后为社会主义理想上山，被蛇咬死；虽然一些民间传说认为吕赫若没死、可能早已隐身到国外生活、这些传言可能是基于对他的不舍与美好想像，但这份手稿已很清楚记录他人生最后状况──他等不到有效医疗、在极端痛苦中死亡。

就这样，在政治力量的操作下，许多觉醒青年所认知的鹿窟事件，就成了最严重的国民党白色恐怖暴行，比如知名绿营侧翼、图文作家「魔魔嘎嘎」，在2020年12月29日的图文：「我到现在光看到文字描述还是会气到发抖想哭，我大概永远无法原谅国民党......」

然而，她又是一个极度反中、仇中、恨中的典型台派年轻人，她在为鹿窟事件受难者痛哭之时，却丝毫不知鹿窟事件就是共产党在台湾北部设立的颠覆基地，曾有「台湾的延安」之称。

她以为被抓的都是无辜不识字的村民，但真相却是：所有参与者都知情。

关于这一点，国立中山大学社会系助理教授林传凯先生，在2014年11月份的《历史台湾》期刊第8期，所发表的论文〈「大众伤痕」的「实」与「幻」――探索「1950年代白色恐怖『见证』」的版本歧异　〉，当中就提到李石城坦承，所有鹿窟事件的涉案人都知情。

「甚至，一向被认为是50年代「极端冤案」的「鹿窟事件」当事者，于采访过程中，也出现下列说法。当事者李石城对我说：

早期的访谈，我们都不敢说，也不必说，所以通通说不知道。实际上，哪有可能不知道，从1948年这些人就陆续上山，到1952年底，军队上来掠人。别说不知道，大家通通知道。平心而论，像我们大崎头被捕的人，都知道地下组织的存在，多少有关系，只是参与上主动与被动，积极与消极之别而已。」

另一参与者陈皆得(因案被判处12年徒刑，于2000年得到460万补偿金)说：「以前我们讲，根本不知道什么共产党，就是半夜有陌生人来，要你盖手印，说 你盖了就可以分土地，我们就傻傻盖下去。听起来，我们很傻，实际上，傻的 是听我们说的人哟！作田的，对土地真计较，为了田租常计较半天，那可能相 信『盖手印就分田地』这种好康的事。当时访谈，大家都有顾忌，外面当鹿窟 的人傻，我们就装傻给你看，怎么谈，一切还是为了平反。」

对此，深入研究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案件的张若彤先生，在国史馆的这场新书发表会与新闻内容中，看到一些问题，他在脸书上表示，当看到陈翠莲说「可见共产党内部扭曲人的关系，总是采取非常严厉手段」这一段时，嘴角扬起了一抹朴实无华且枯燥的微笑。仿佛李登辉正向我显灵：「退党ok的喔，共产党很nice的，给我高官做的国民党才坏坏。」

谈到吕赫若，就像谈到其他的知识份子加入共产党一样，总是用「为了理想」去概括他们加入共产党这个已确定的事实。

张若彤回忆自己祖母曾经说的故事：「当共军打进老家时，将祖母抓到台上罚跪，从凌晨六点跪到正午，一旁的卫兵不时用刀鞘重击她的头部、逼迫她说出男人们的去向，也有亲人怕他讲出来会牵连自己，就也跟着大家搧了她几个耳光，她始终不发一语，半年后才获释，回到家他的大儿子已经夭折，经过这样一番折腾，祖母一侧的听力、视力终生受损，她总是瞇着一只眼睛看着我。」

张若彤说：「要是当年吕赫若要是给我遇上，我应该也会他几个耳光。这种性命相搏，要这么干的或许还轮不到我。理想就解释一切？理想谁没有？」

至于「用降将」这件事，根本不是鹿窟事件才开始有的，而是古往今来的通例。不说远的，光是台湾最爱提及的「228事件」 就充斥着这种操作，只是因为政治因素，明摆着的资料，大家不愿那么解读而已。在228事件中死去的人，不全是真正的搞事的主力，主力有一大部分在最后阶段倒戈了，将他们在事件中的所作所为交给别人扛，自己脱身，并受重用、与统治者分享权力。

这些都是前尘往事了，不过陈翠莲说吕赫若到最后还在等解放军抵台，「这显示吕赫若对外在大环境情况变化理解有限，那时解放军不可能来台湾」。这一点我非常有意见，当时抱着这个想法的人比比皆是，甚至政府内部也不乏不肯对共党下重手的人、以谋万一「被解放」时还有退路。

蔡孝干 的供述中，也有供出几个解放军来准备当内应的公营事业高层。我真的不懂，为什么总要淡化这一点？到底是吕赫若对当时的理解有限，还是陈翠莲对当时的理解有限？

1952年在台湾的土地改革已经进入第二阶段公地放领 了，农民这种草根红基本已退出，自然只剩这些激进的「知识红」独撑大局、苦等「解放军来台拯救他们」。鹿窟事件几乎同时，陈诚宣布实施「耕者有其田」政策，绝大部分都务农的台湾人民哪里是国共内战的牺牲品？根本是唯一获利者好吗？

这类的白色恐怖的研究，最怕的就是见树不见林。美方的史料在这段期间其实比什么新档案出土都更为重要。鹿窟的当时，美国正在换共和党上台，老蒋还在告诉美方的使者，要国军参加韩战必须以美国保证台湾安全为前提。只看到国共内战，却完全不提当时的东亚冷战框架，就是「明察秋毫，却不见舆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