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在海外─求存、扎根与传承〉──书院 向东方传教的前线基地（上）
编者按
1959年香港出生的卢业梁先生，现任高柏资本控股集团主席，日前以英华书院校友身分前往马来西亚，进行了一场历史文化寻根之旅，有感而发写下〈华人在海外─求存、扎根与传承〉一文，即使远在南洋，许多华人家庭始终延承中国传统习俗和家风，这些都为华裔新生代的成长提供了丰富养料，也让中华文化的种子在他们心中悄然扎根，代代相传。
4月上旬，我们一行36人，包括校长、校董会主席及各届（从1965届至1998届均有）毕业的英华师兄弟，一同参加母校英华书院创立200周年的历史文化寻根之旅4天游，首次踏足麻六甲。这个位于马来西亚的南洋小镇，骤看仿如30年前改革开放初期的厦门，又似20年前的东莞……
麻六甲英华书院于1818年成立，由伦敦传道会传教士马礼逊牧师（Robert Morrison）与米怜牧师（William Milne）创办和管理，是为远东区首间英式学校，造福当地人及移居当地的华人。在文化交流上，它印行出版了最早的华文杂志，介绍中国典籍和西方科技。它又锐意培训传教士，教授中文，印刷出版首部中文圣经及传教刊物，成为伦敦会刻意在麻六甲建立的传教站。
当时，清廷严禁西洋人学习中文、「私自刊刻经卷，倡立讲会」及向人民讲经传教，对违反者以「绞决」处治，使得传教士以麻六甲为基地。不过，帝国主义者没有死心，宗教在有意无意之间被利用为帝国主义者入侵东南亚及中国的「工具」，而书院也就成为向东方传教的前线基地。
从马礼逊和米怜草拟的「英华书院计划书」中，可知书院设立的目标：「本校实行双轨教育制，既教授中文，也教授欧洲文学。一方面可让来自欧洲的学生有机会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字，另方面也可让恒河以东的学生学习英文、欧洲文学和科学。」此外，马礼逊在为英华书院签订的契约书中，更直接表明，该院的学生「在学成之后，将会被派往恒河以东的亚洲各国，引领人们归依基督教的信仰」。
英华书院从1818年创立，到1843年迁往香港，在麻六甲历时25年，共7任校长。学生主要来自麻六甲当地的华人家庭，初创时只有7位，以后维持在2、30位之数，最多时达到7、80位。当时在麻六甲的居民中，华人只是少数，书院学生仍以华人为主，西籍学生不多。华人中虽然大部分人讲闽南语，但书院仍坚持以官话为主流。这些安排都反映出马礼逊和米怜的心愿：这所学校是为中国将来宣教而设的。
马礼逊儿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在鸦片战争后，曾先后担任英国全权代表懿律（George Elliot）和璞鼎查（Henry Pottinger）的翻译，参与中英之间的谈判，以及中英《南京条约》的起草与签订。他精通中文，游走于官员之间，在清廷官员眼中，他竟被误认为最具权力的代表，而事实上，清廷最终所失比预期为多，关键在于他。
中国将香港割让给英国，英华书院旋即于翌年（1843年）由麻六甲迁往香港，校舍设于港岛荷里活道与士丹顿街交界，为香港第一间西式学校。
在个人感情上，我们缅怀马礼逊牧师创立英华书院的事迹，认同他在教育及文化交流上的贡献，但站在大历史观上，却对他们父子在英国打开中国门户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感到遗憾。他们先后服务英国朝廷，而英国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别无二样，先是进行文化渗透，继而军事动武，最终侵占土地，豪夺经济利益。直到今天，部分地区问题仍纠缠不清。踏足麻六甲，凭吊学校遗址，教人欷歔不已。
惊人的经济蚂蚁
漫步麻六甲的街道，随意钻进一间生果铺，华人面孔的老板娘便是典型的南洋移民─客家人，祖籍中国广东省梅州市，在麻六甲已是第5代。而店里年龄相仿的山东姑娘，则是以游客身分来麻六甲旅行。时光流转，同样是炎黄子孙，同样站在麻六甲的土地，身分、地位、处境，已随着中国的崛起发生巨大转变……
十八世纪以来，在中国盛转衰、西方霸权强横的时代，华人离乡背井来到麻六甲，为讨生活而落地生根，可是国家因「路远」而保护不到人民，令致他们境况凄惨。据载，1800年至1820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驻在广州的洋行，从黄埔、金门和澳门多次偷运中国工人到麻六甲、槟榔屿、圣赫勒拿岛等地，迫使长期劳动。
当年，清廷无意经略域外，而东南亚的华人处境堪忧，怎样才可自保？百多年后，周恩来总理点出了窍要：当国家无法保障华侨在所在国的安全和正当权益时，华侨可入籍所在国。他并且表示，海外华人应当效忠入籍的国家，与当地人民一同为所在国的政治、经济独立和文化作出贡献。人民命运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国家积弱受压，海外华人也难逃被欺凌的命运，这真是万般无奈之下务实自保的做法。
事实上，当年华人确如周总理所想所做。大马首富、糖王郭鹤年曾形容华人为「地球上最惊人的经济蚂蚁」，表示海外华人实在是对东南亚发展贡献良多的无名英雄，不仅勤奋高效率，更重要是肯吃苦、耐劳。他说，这些贫穷的华人迁移至东南亚，走入森林经营木材、割胶、采锡或开小店铺，肩起了这些费力的工作，塑造了当地经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