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图书文化推手──清廷颁令 各地奏设图书馆（八）
清末预备立宪自光绪31年（1905）开始酝酿，至1911年清王朝灭亡为止共约6年时间。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1908年又宣布以该年至1916年共9年为预备立宪时期。学部于宣统元年闰2月28日（1909年4月18日）上〈奏报分年筹备事宜折〉制定各项分年筹备事宜。其中宣统元年（1909）预备立宪筹备事宜有「颁布图书馆章程」、「京师开办图书馆（赴古物保存所）」两项；宣统2年（1910）预备立宪第3年筹备事宜有「行各省一律开办图书馆」。当时因朝廷倡导，各地方官吏纷纷奏请设立图书馆。
因地方官员的提倡再加上官方政策性之宣示，至此全面展开全国性创设公共图书馆的风潮，此即清末的公共图书馆运动。在清廷预备立宪前期，各地方官吏所奏请成立图书馆属自发性质；而宣统2年（1910）清廷颁令以后，各地奏设之图书馆则是依令行事，但在数量上仍以自发性质为多，因此可了解创设图书馆观念的深化与普及。
综观此时期蓬勃创设之公共图书馆，因面向广大群众，各区域布局由点状而连结成网状，成为全面性的发展，故中国近代图书馆发展史至此才算真正奠定基础。
「古越藏书楼」在清末被誉为是中国近代开私人公共藏书楼之先河。 其订定妥善的管理制度完全仿自西方图书馆，在创设宗旨方面兼顾「存古、开新」的精神──「不谈古籍无从考政治学术之沿革，不得今籍无以启借鉴变通之途径。」，颇符合维新运动康有为所倡「开大书藏」中西兼顾的藏书观。但其究属私人图书馆之特例，影响所及仍不如公共图书馆运动之由上及下的全面性与渗透性。
清末自1903年至1910年以来主要成立的官办公共图书馆有浙江、湖南、湖北、福建、江南、直隶、黑龙江、奉天、山东、河南、吉林、京师、陜西、归化、云南、广东、山西、广西、甘肃、上海等将近20地。区域约涵括全国各地，故可视为是全面性的发展。此外，晚清公共图书馆运动中的另一项成就为京师图书馆的创设。京师图书馆具有国家公共图书馆的性质，因此在晚清公共图书馆运动中，乃至我国近代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中均属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
京师图书馆的创设，非一蹴而成，最早可推至1896年6月12日李端棻的〈请推广学校折〉，他提出「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且更进一步建议「自京师及十八行省会，咸设大书楼。」其中即包含设立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的思想，但他的建议当时未受清政府或社会人士重视；至10年后光绪32年（1906）罗振玉的增广李端棻之说，撰写〈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提出创设京师图书馆；1909年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至此遂告正式成立。
在京师图书馆创设的第二年（宣统元年，1910年），由学部拟定〈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正式颁布，成为官方第一个图书馆法规，也是近代图书馆事业上的大事。该章程于第一条开宗明义指出「图书馆之设，所以保存文粹，造就通才，以备硕学专家研究学艺、学生士人检阅考证之用，以广征博采、供人浏览为宗旨。」章程中对各种公共图书馆的收藏范围、职责、管理制度、流通方法均作详明规定。〈章程〉的颁布，象征着我国数千年以来的藏书史，已由传统藏书楼形式，转折朝向一新型态的近代西方图书馆发展的确立。
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图书室约成立于1904年（1909年改称涵芬楼），成立之初虽属商务内部供编译书刊参考用的私人性质藏书楼，但其所处地理位置──上海，正是19世纪中期西洋传教士透过教会藏书楼，引进西式近代图书馆思想的重要据点。涵芬楼的真正主持者──张元济，早年任职总理事务衙门，极早已具接触「西方的」、「外国的」或「新的」事务之经验，因此能了解现代学校、铁路、采矿、船舶制造、电报、邮电设施及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的诸多新事务。维新运动时期，他也与强学会人士保持密切接触，经常讨论时政，研议如何改革社会，启发民智。与康梁较「政治性」的作法不同，他采取「建立现代学校」及「学习外语」作为途径。所以康有为在教育群众方面有关的识见与思想，如译印图书、开大书藏等，应影响当时同样热中并投身改革运动的张元济。他于1897年9月透过兴办「通艺学堂」及学堂的图书馆，落实他创办现代学堂，造就通晓时事人才的理想。维新人士对他的影响，由他为通艺学堂订定〈图书馆章程〉可腼。如第一条「本馆专藏中外各种有用图书，凡在堂同学及在外同志均可随时入馆观览。」，在藏书观上颇认同强学会开「大书藏」中外重要典籍均应搜藏的作法，在服务上更已具有先进的开放思想。
张元济后虽受戊戌政变牵连「革职永不录用」，黯然远离北京转赴上海，因缘际会进入商务担任编译所所长，并接掌经营编译所图书室。当时恰逢清末公共图书馆运动蓬勃发展，各地竞相成立图书馆；地方士绅及封疆大臣对公共藏书楼（图书馆）的观念也因西学新知的引进而有新思维、新见解；且官方也颁布〈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等图书馆法规。张元济即在此新式图书馆萌芽阶段的大环境氛围下，展开对涵芬楼的经营，扩大其藏书内涵与规模，并以「扶持教育、启发民智」为职志，在运作上虽仍有传统藏书楼的轨迹，但仍朝西方新式公共图书馆发展逐渐靠拢。
未对上海市民开放
图书馆发展由藏书楼转变成为新式的图书馆，发韧于清末，在辛亥革命民国创立之后仍赓续发展。清末在近代图书馆建设上，如前述已由传统藏书楼转换至新式图书馆，但在发展层级方面主要以首都和省级为主，且宗旨为「保存国粹，造就通才」。所以各图书馆的任务仍以收藏为主，服务对象主要是传统文人。另在学习的对象上，虽然清廷派考察大臣分赴日本、欧美等国学习图书馆制度。但清末因知识份子企图了解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势强盛的契机，故各类日文图书大量翻译成中文图书。如我国较早成立的湖南、奉天等省级图书馆，主要参照日本图书馆的制度作法成立；而湖南图书馆之《图书馆章程》又广为当时新成立的其他图书馆沿用。因此整体而言，清末发展的新式图书馆制度受日本的影响较深。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