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蔚／【狱疫3】从各国监狱防疫看台湾 说好的超前部署呢？
▲疫情指挥中心该对狱政防疫措施做一个通盘的审视，订定出更迅速且明确的决策，不要让监狱成为防疫破口。（图／视觉中国CFP）
在防疫物资缺乏及疫苗研发跟不上疫情的情况下，有超过122国的矫正机构发生群聚感染，全球至少有532,100名收容人确诊，3,931名死亡；即便防疫已逐渐步入正轨、物资到位、疫苗逐渐普及的现在，仍有不少国家的监狱饱受疫情所苦。48个以上国家的矫正人员，为防疫导致长时期过劳，选择离职的人数也不断攀升，直至今日，狱政人员的染疫确诊和死亡仍是现在进行式。
对矫正人员实施卫教、配发个人防护装备，重新规划值勤时间、交接班方式与备勤空间；配予收容人口罩与肥皂并要求勤洗手，实施监内卫教，体温监测、定时清消，动线重新规划，分舱分流、定期筛检等等，已是全球多数监狱的日常。经过一年半的防疫，各国监狱累积了不少经验，在防疫措施上也不断做调整，但因国情、国力及对病毒认知上的不同，交出的成绩当然也有好有坏。
监狱在发生群聚后，疫情通常会向邻近社区扩散，为阻断机构内的传播链，无可避免的必须提高管理强度，但相对使得治理难度大大增加。
分舱分流使得活动空间更形限缩，人与人之间的摩擦也就无法避免，加上隔离日久，卫生条件更难以维持，紧绷的气氛会因为小小的龃龉而走向失控，收容人与收容人间原本相处的默契、矫正人员与收容人好不容易建立的信任感，便会消融瓦解，往往也会引发冲突。在面对焦躁的收容人时，疲劳与压力易使矫正人员在处理戒护事故时失去耐性，一不小心施用强制力就会演变为纯粹的暴力。
面对遥遥无期的疫情、对解封的期盼，与害怕失去生命的恐惧，会让人开始对防疫措施感到厌烦与抗拒，冲突的规模只会愈演愈烈，疫情控管也就难上加难。无论对收容人或矫正人员，在承受如此高压与恐惧下所受到的心理创伤，即便在疫情结束后也很难恢复。
各国狱政防疫政策
正因为矫正机构是疫病温床，联合国、世卫组织及各国维权团体才会再三呼吁各国政府减少或释放一定比率的囚犯，在疫情爆发这种非不得已的情形下，降载机构容额，释放对社会危害性较低的收容人，借以降低疫情传播与管理难度。就连北韩，也在2020年底释放了7,000名劳改营囚犯。
而疫苗施打率高于50％的以色列，不仅接种比例居全球之冠，在克服疫情初期物资不足的窘境后，确保30个矫正机构的9,000名矫正人员与14,000收容人皆有足够的口罩与肥皂，勤务制度上也做了相当程度的调整，将值勤方式改为24小时轮值后，让工作人员休息两个整天。
以色列的监狱防疫之所以能够缴出亮眼的成绩，源自2020年3月17日彻底实施分区隔离，并将狱中收容人社交距离拉长至3公尺，远大于其他各国的6英尺（1.82公尺），但也由于大幅限缩收容人接见及视讯接见、甚至律师接见的时间，并取消收容人休假返家，而引发各界不满。
中国的狱政防疫则有着浓厚的极权色彩，除了重办失职人员外，也实施最严格的隔离管制。2020年2月13日，山东任城监狱爆发全球第一起监狱群聚，省司法厅长及监狱长等共8人被拔官，事后被依「玩忽职守」判处一到二年三个月不等的刑期；随后浙江亦传出有狱警刻意隐暪武汉旅游史而将病毒传入十里丰监狱，监狱政委与监狱长同遭免职，该名狱警下场似乎不难想象。封闭隔离的对象包括人犯及狱警，也就是采行最严格的人员管制，狱警除了监狱内值班与下班返家外，还需至指定处所隔离，也由于狱警耗在隔离的时间比与家人相处的时间还要长，中国管理局对此放宽管制，让狱警可以携带手机值勤，以解思亲之苦。
至于超买疫苗并已普遍施打的美国，矫正人员接种意愿不高反低，多数人宁可冒着染疫风险也不愿接种，只因不希望副作用影响生活品质，但这样的决定不仅让不少狱政从业人员因此罹病死亡，也让所服务的监狱疫情难以掌控。
打从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全球的初期，台湾因边境管制得宜，成功阻绝病毒于境外，但我国的第一线执法人员在疫情中其实相当不受重视，在警消陆续传出染疫后，政府才匆匆调整疫苗施打顺序，而一向被边缘化的矫正人员即使从第六类调整为第五类，同仁正要开始接种之际，却因媒体质疑高雄两监狱跳级开打，疾管署即暂缓矫正机关人员疫苗接种，无形中增加了监狱成为群聚破口的机会。
矫正署在防疫作为上仍维持防堵策略，但已然进入社区感染的台湾，现在又有传染力特强的Delta变种病毒株时，监所现行的防疫措施是否能挡得住不断变化的病毒，疫情指挥中心或许该对狱政防疫措施做一个通盘的审视，并订定出更迅速且明确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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