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显智／关厂工人案：阿嬷，你没欠国家一毛钱！
▲全国关厂工人连线至国民党中央党部大门前抗议。（图／资料照）
约莫是2012年冬天，有一天，看到苦劳网上有一个讯息，大意是说劳委会花了两千多万，请了80个律师告大批关厂工人。1996至1998年间，多家纺织或电子工厂恶性倒闭，这些工人因此起而抗争，政府起先「代位求偿」，给予资遣费、退休金，不料15年后，政府竟起诉要求返还。工人们都是老妈妈，15年前的关厂工人，15年后更穷，没钱请律师，只好由工会上网征求义务律师。于是，我写了信给这位留下电子信箱的秘书。他叫王浩。
我们约在新竹火车站对面的星巴克详谈。到了约定时间、地点，我有一点紧张，因为生平第一次见网友。他背着背包，还是个大学生，目前就读台大，在工会兼职秘书，负责这件案子。
他拿出案件的资料，说他其实在台北也有找过一些打《劳动法》有名的律师，但大家普遍上都认为这案件应该没救，主要是当时工人向政府领资遣费跟退休金时，签了「促进就业贷款契约」，契约中载明：借款期间自民国87年11月4日起至93年11月4日止共6年。还款则应自借款日起算，第二年起依《年金法》于每月4日向职训局按月平均摊付本息。借款利率自借款日起算，第一年免计付利息，第二年起按年利率百分之三计息。
然而，签约当时，双方当事人均有默契，此等名为「借贷契约」，实际上为「补贴」，故无庸返还。许多的法律专家看过之后，却认为既然已经签了这项贷款契约，白纸黑字，有贷款就要还钱，所以一定会败诉。
王浩说，「我去问了司改会的高荣志律师，他说这有可能契约被定性为公法关系，超过公法的5年请求权时效，就不用还！」
我是学公法，所以对民事契约不是很熟，听王浩这么讲，不由得眼睛一亮。接着看到，这项贷款契约是根据1997年发布「关厂歇业失业劳工促进就业贷款实施要点」所订定，由职训局透过就业安定基金拨款七亿余元，与1,105户关厂工人签订「促进就业贷款契约」，依失业劳工之就业年资不同，贷与失业劳工最高一百万元以下不等之贷款。而该「贷款要点」之依据，根据其第一点之规定乃《就业服务法》第24条规定及「就业安定基金收支保管及运用办法」第6条第2款规定，这些规定都是发生公法上的法律关系，而不是民法上的借贷关系。
「这契约是公法关系啊！不是民法关系！」两人越讲越兴奋。
「这是津贴，免还啦！」当晚离开时，我对王浩这么说。
「那你要加入义务律师团吗？」王浩问。「当然没问题啊，请问有几个案件呢？」我笑着问。「总共630件，有1,300人被告！」他答道。我再也笑不出来。
第一次律师团在桃产总，我找了律训同梯的刘继蔚律师，以及德国邻居6年、任教于政大的民法专家周伯峰教授。该次会议中，有一位同样看到苦劳网讯息而来的曾威凯律师，以及司改会的高荣志律师、法扶的李艾伦律师、蔡宗恩律师，另有一位比较资深的律师，他是某工会干部的舅舅。会后，除了那位工会干部的舅舅之外，所有人都支持这案件是公法关系，国家要这笔钱完全没道理。
周伯峰是民法学者，他认为这件案子根本没有借贷的真意，否则为什么过了15年才来要？因此，给钱的一方没有要拿钱的一方还的意思，拿钱的一方也认为这是政府的代偿，根本不用还，根本没有借贷的合意，非民法的借贷关系。
于是，关厂工人案律师团确立了基本主张：要求法院裁定移转管辖到行政法院审理！不过那位干部的舅舅深不以为然，认为我们的策略不会成功，从此也不再参加了。
解决了诉讼的基本方向，接下来更棘手的来了。劳委会花了二千多万元请了80位律师提告630件案，区域遍布台北、桃园、苗栗和台中，而光是桃园地院就有300件，而我方大概才5个律师，如何打赢这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国家告工人的案件？于是必须再次招兵买马，广征律师。到了第二次律师团，我们已经增加了桃园的王怡今律师，王律师所属的「上善法律事务所」愿意分担一百多件桃园的关厂工人案，而我和曾威凯律师也被分派了桃园区。台北律师比较多，除了原来的李艾伦、蔡宗恩律师、有公法背景的高烊辉律师、非常关注劳动法案件的陈柏舟律师等也纷纷加入。
由于被告案件实在太多，于是大家分头到处招人。有一回，我在法扶总会遇到吴俊达律师，我向他邀约加入，这位澎湖出身的年轻律师一口就答应，愿意加入我与曾威凯这一组，分担一百多件的关厂诉讼，令人无比感动。
2013年5月1日劳动节这天，我和吴俊达、曾威凯在桃园开庭，是关厂案的第一庭，正式开打。法官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女性。我们向她陈述，何以认为关厂工人案根本就是一件公法案件，应该裁定移送到行政法院，不应由民事法院管辖。劳委会律师则主张，白纸黑字，既然写借贷契约就是民事的借贷契约，没有什么好说的。
苗栗的状况比较惨，到了第二次律师团会议，还是只有刘继蔚律师，一个人负责苗栗地院40件的关厂工人案。苗栗法官非常反对我们的主张，对移转到行政法院不甚赞同。有位法官开完庭就直接向刘继蔚表示，下一庭就要辩论终结，让我们绷紧神经。万一判决败诉，就怕失利的火会从苗栗延烧到桃园，造成骨牌效应。于是，在庭期日，我们紧急号召关注此案的学生和社会人士，当天到庭旁听。还好，法官最后裁定候核办。
就这样，年轻一代律师为关厂案被迫集结、串连。刘继蔚只身在苗栗，我们都是很菜的律师，面对法官的不友善，非常紧张。他一直怂恿我加入苗栗战区。但依据《律师法》规定，要在当地执业，就必须加入当地公会，我当时仅加入新竹与台中的公会，因为关厂案又加入桃园律师公会，就是没有加入苗栗的公会，最重要的是，加入的话必须缴纳2万8千元。当时刚开始执业，根本没有钱缴纳这两万八。
有一天，刘继蔚很神秘的说，「我已经有两万八，你可以登录了！」我错愕的询问为什么有钱。原来他妈妈在高雄大寮乡开家庭理发店，他原想向妈妈借，没想到他妈妈为了关厂工人，竟愿意出这笔钱。于是，我也和刘继蔚到苗栗打关厂工人案。
正式开打之后，庭多到吓死人，律师们常常台北、台中、苗栗、桃园四地跑，但多亏义务律师团出现，这些老妈妈们再也不必面对对造律师以及法官的压力了。
当初劳委会是全面性提告，不仅告债务人，告债务人的继承人，也告保证人以及保证人的继承人。公共电视曾制作一集名为《无上限的被告名单》特集，描述关厂工人陈掌妹，已经得了癌症在做化疗，劳委会发动的关厂战争，依然对瘦到剩下31公斤的她赶尽杀绝，非但对她提告，也告了当初替她担任保证人的所有继承人，因此除了她之外，有31名被告，年纪最小的2岁，最长的九十几岁。导致她带着病躯出庭，而除了来自对方律师与法官的压力，还遭到被告们的不谅解与咒骂，质问她为何不愿意还政府钱，导致这么多人被告？对陈掌妹这位劳苦一生、老板却恶意关厂落跑的工人来说，真是情何以堪？
不过，尽管我们主张关厂案是公法案件，实务上对此还是有所顾虑，毕竟法律圈内也有许多不同意见，我们必须强化这样的主张。于是举办了第一次的关厂案研讨会。
2012年冬天，在台大的研讨会，邀请了台大公法学者林明锵、林明昕教授，以及政大的公法学者林佳和教授，由我担任主持人。会中林明锵跟林佳和教授主张，关厂工人案就是一个公法案件，林明昕教授则认为是民法案件。关于法律问题的定性，原本就是会有许多不一样的见解，唯有透过不断研讨、辩证，才能将问题的争议点凸显出来。
会中林明锵教授说，国家发动的关厂工人案，将关厂工人的生命推向一个不可测的危机，然而，事实上劳委会下辖的7个劳动检查处并没有彻底实施劳动检查，才导致这些恶性倒闭的工厂没有依法律规定提拨退休金，导致劳工在关厂后领不到退休金，因此劳委会应该有国家赔偿之责任。而劳委会所给付的资遣费、退休金，正是为了履行此一公法上责任。并且本件的贷款契约，性质上是从劳委会所制定的「关厂歇业失业劳工促进就业贷款实施要点」而来，根据该要点，其所依据的就是《就业服务法》第24条。该条所规范的便是「津贴」，因此，林明锵教授认为，本件性质上应该是公法事件。不久，他与林佳和教授便出具法律鉴定意见书，向法官表明如果有需要愿意受法院传唤，到法庭说明关厂案的法律定性。
之后，我们又曾在一个礼拜内，连续四天到台大法学院拜访多位公法学者，包括曾任大法官、国内公法学权威许宗力教授。他听了这案件，便认定为公法案件，更从宪法第153条出发，认为关厂工人案是一种具有「社会补偿」性质的津贴，同时答应担任我们第二次研讨会的主持人。
在王怡今律师、高烊辉律师的协助下，2013年8月4日，关厂案在桃园举办第二次研讨会，许宗力教授除了担任主持人，还将他的见解整理出一份书面报告，他的「社会补偿说」在关厂工人案中可谓至为关键，他更愿意出庭向法院说明，何以他认为关厂工人案为公法案件。
我们很快的将许宗力教授的书面意见陈报送院，并且希望法院可以嘱托他进行法律鉴定，及传唤他到庭说明。许教授曾任大法官，又是国内公法学权威，此举给法院造成不小压力。也因为许宗力教授的力挺，我们在面对台中、苗栗等地法官的不友善时，似乎比较有了自信。
关厂工人案中的当事人大都处境凄惨，因为15年来失业没工作，受政府追讨，怎么可能会有钱还，更何况是加计15年的利息。就如同林明锵教授所述，国家告老工人的关厂案，是把这些工人推向不可测的生命危机。以联福工人某阿嬷来说，其夫婿于被告任职联福公司期间过世，独子亦于2007年意外丧生，目前被告独立抚养两名国、高中的孙子，已届七十高龄，为求温饱，仍以拾荒、收取资源回收维生。她曾对我说：「律师，我也不怕被你笑，我也常捡拾馊水桶的食物来吃。」家中所用的棉被、衣物，也是她捡来的，每月收入仅约三千元。当年在联福公司任职期间，时常日夜赶工踩缝纫机，双脚受职业伤害，现今两腿都装了人工关节，早已不良于行。
「接到法院传票，想到眼前的处境，常常骑摩托车到最后看不见路，无法再继续骑，因为眼睛都被泪水模糊了。政府不是应该救济我吗，怎会来告我？」我都不知道怎么回应。
另一位八十多岁的林姓阿嬷，目前一人独居，夫婿已过世，每月仅靠领取3,500元的老人津贴度日，而被劳委会以民事诉讼求偿的本金、利息、违约金共七十多万元。她的保证人是她的婆婆，当时已九十多岁。从劳委会仍然同意她以婆婆为保人，可见劳委会根本不欲工人偿还，否则岂有以九十多岁无资力人为保的消费借贷？又如安姓阿嬷，母女都是联福员工，如今女儿罹患癌症于台大医院化疗中，安阿嬷年近八十，家庭收入微薄，并领有老人低收入户津贴证明。如今母女均受劳委会追诉连本带利偿还。
这些又老又病又穷的老阿嬷们，劳碌一生，临老又被政府告上法庭，几乎都要走上绝路了，劳委会却坚持不撤告。案情胶着，诉讼上没有进展，2013年2月5日，这些老阿嬷们决定在台北车站卧轨抗议。
然而，当晚许多旅客因搭车时间延迟，有些人竟破口大骂。「你们要死，死远一点啦！」「开车！全部压死！」
身为律师团的成员之一，悲愤交集。
▲全国关厂工人连线卧轨抗争。（图／翻摄自苦劳网）
卧轨之后，更多问题跟着来了。很快的，许多工运干部和学生都收到台北地检署传票，罪名是刑法第184条的公共危险罪，刑度是3年到10年的有期徒刑。当天被告的有毛振飞等12名，我、吴君婷律师与曾威凯律师担任辩护人。检察官希望隔离开庭，因此被告一个一个接着开，被告彼此并不知道他人的答话。我们坐在后方。
第一位进来的是毛振飞，他是桃产总理事长，已经为这些关厂工人奋斗了16年。检察官告知罪名是公共危险，可以处3年到10年的有期徒刑。
「何人策划卧轨？」
「我。」
「何人现场指挥？」
「我。」
「何人拿麦克风？」
「我。」
「最后有什么补充？」
「希望由我来承担所有责任。」
面对重刑，毛振飞面不改色，令人动容。
第二位进来的是林子文，也长期为此案奋斗。
「何人策划卧轨？」
「我。」
「何人现场指挥？」
「我。」
「何人拿麦克风？」
「我。」
「最后有什么补充？」
「希望由我来承担所有责任，不要起诉年轻学生。」
第三位进来的是吴永毅，也是希望能够自己承担责任。
在担任刑事辩护人的经验中，将责任推给共同被告是人的天性，如这些工人运动者，牺牲自己、照亮别人的行径，实在相当罕见。这一天，让我看到了人性的光辉。
到了5月，全国关厂工人连线决定在劳委会前进行绝食。绝食的工人里，有的年纪已经相当大了，例如苗栗的林廷泉，手指因工殇而截肢，已经年近八十，问他为什么要参与绝食，他说，「律师，我希望燃烧生命最后的余烬，给其他的工人！」他是拿生命在拚搏。
但绝食将近两百个小时了，工人们来到立法院，在立法院里的劳委会诸公坐在这群绝食两百小时的老阿公、老阿嬷旁边，他们在做什么呢？答案是吃便当。
行动结束后，工人们拖着虚弱的身躯回家，但关注此案的社会大众却越来越多，加入关厂工人律师团的律师也越来越踊跃，最后整个律师团已经有57个律师，加上工人运动者、法律学者、学生，每逢律师团开会，将近上百人参加。
而因为密集的开庭，到最后法院门口排班的计程车运匠大哥们，都知道我们是在帮关厂工人打官司。有一回，我们一出法院，一行人又搭计程车要去火车站。到了火车站正要掏钱给运匠，没想到司机大哥说：「不用，免钱，我知道你们在帮这些工人打官司！」
我们想说这样不好意思，于是当下上演了台湾人最熟悉的场景，互相把一百块推来推去！最后运匠大哥很生气的把钱塞在我的口袋说：「这是我对台湾的一点心意啦！你们知否？」我们只好收下。
「好啦好啦，你不要那么凶啦！」社会氛围逐渐的在转变中，令人非常感动。
2013年8月23日，桃园地院温宗玲法官勇敢的做出决定，将她手上全数关厂工人案裁定移转管辖到行政法院。数天后，另一位桃园地院的年轻法官林涵雯，也将全部案件裁定移转。
那天，陈掌妹的先生拿着这个裁定，在病榻前一字一字念给她听，三天后，阿嬷过世了。她是第一位死前知道自己没欠国家半毛钱的关厂工人。
这两位年轻法官的裁定，为僵持不下、战情紧绷的关厂案，投下一颗震撼弹。接下来就看劳委会要不要向高等法院提出抗告？律师团内部评估，如果劳委会又向高院提出抗告，战场将移到台北高等法院民事庭，那又将是一场硬仗。
劳委会可说是进退维谷。一方面，立法院有些委员如林淑芬、尤美女非常关心此案，另一方面是劳委会花了两千多万聘请80位律师告关厂工人，社会观感已经不佳，该采购合约约定是民事一审，如果抗告来到二审，势必得重新花费律师预算，这么一来要如何向社会大众说明？而法院已经做出裁定，抗告若再度失利，又如何面对社会压力？到了法定提起抗告期间，果然劳委会并未提出抗告。移转管辖的裁定因劳委会没有提出抗告而确定。
气氛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许多法官或许是看到劳委会未提出抗告，于是纷纷跟进，将手上的关厂案裁定移送行政法院，案件移转管辖越来越多，不久便达到所有案件的半数。
之后，我们随着这些案件来台北开庭，关厂案的律师团又加入郭德田、李荃和、周宇修、陈孟秀等优秀的年轻律师，军容越来越壮大了。
有一次开完庭，正要离开，李荃和律师跟我说，「学长，原来开庭可以这样开喔，以后我也要这样！」听得我一头雾水，他紧接着才说，「你刚刚整整骂了劳委会的法务主任半小时啊！」其实，面对法官的不友善与质疑，我们非常无奈，但也必须武装自己。
时间来到2014年3月7日。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庭长王碧芳法官在一次开庭时，劳委会的诉讼代理人提到：「总统说……」王法官忽然一脸严肃打断他的话，「总统是什么？在这个法庭，我只服膺宪法、法律，和我的良心！」
长夜将尽，黎明就要到来了。
这一天，王法官宣判原告之诉驳回，关厂工人胜诉。宣判一出，许多律师和工人都流下眼泪。纠缠了18年的关厂工人案，总算等到拨云见日的一天了。可惜的是，许多的关厂工人老阿嬷，等不到这一天，就离世了。
直到走出法庭，我都没有掉下一滴眼泪。但到了法院门口，看到毛振飞抱着所有人流泪，我再也忍不住了，跟着大家抱在一起，大哭起来。想到这些人，为一群不相干的人奋战了十多年，又被判刑又坐牢的，怎能不激动！
曾威凯说：「做律师没有什么了不起，关厂工人案的胜利，是这些工人冒着生命危险跳下铁轨，是他们六步一跪，是他们绝食几百个小时，几乎付出生命代价得来的！」能够陪伴这些关厂工人，参与这样的律师团，分享痛苦与血泪，我想许多人都会和我一样，觉得这一生没有白活了！（本文转载自大块文化出版《我袂放你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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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显智，律师，社会运动者。2011年返国后加入郑性泽案律师团，并参与关厂工人案、洪仲丘案、大埔丢鞋案、苑里反疯车案、梨山老农案、太阳花学运等之义务辩护。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88论坛欢迎更多声音与讨论，来稿请寄editor88@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