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行动观察：用性别视角看长荣空服员罢工
▲长荣空服员罢工参与者全为年轻女性，有别于工运传统上由男性主导的现象。（资料照／记者林敬旻摄）
●作者／陈薇安
长荣空服员在6月20日开始，针对调高日支费、过夜班机、外籍组员人数上限等诉求，开始了罢工行动。在那日我到现场的时候，已是第十三天。虽然在6月29日进行了劳资协商，但是针对第一条「不秋后算账」条款即告协商破裂。
长荣航空只招收女性空服员。因此，这一场罢工有别于工运传统上由男性主导的现象，工会成员皆为年轻女性。
另外，空服员的职业，更有极度强调传统女性性别气质的要求。空服员所受到的训练是服从与以客为尊。在女性主义学者Hochschild提出情绪劳动的时候，便是以空服员作为例子。空服员的筛选以及训练，要求她们是苗条、甜美、乐于服务、温柔的女性。
这样的女性形象，在很多角度上，都跟强调自主平权的运动理念，以及强调个人领袖魅力的社运传统都十分的不同。就像当晚工会干部说的「很多人说我们空服员的口才不好，但是这就是长荣给我们的训练，就是要服从，要听话，不然就会被惩罚」。
既然运动的特色就是由女性主导，虽然诉求与其性别无关，但是受到的批评却许多都是针对她们的女性身份。例如舆论经常指责她们「公主病」，甚或影射她们跟八大有所牵扯。这些都是由于全女性罢工的性质所遇到的特殊困境。
针对全女性罢工的运动策略 之一：以家长身份抵抗长荣的家父长威权。
我刚到罢工现场的时候，看到工会干部邀请家长上台讲话。每一个人的介绍都是「我是xxx的爸爸/妈妈」。我其实觉得还蛮震撼的。很难想像在一个以男性主导的罢工运动，会请他们的家长来支持他们的儿子。甚至于未成年的学生发起的运动，都少见学生邀请家长表达支持。可见我们的社会还是有一种年轻女性（尤其相较于男性）依然属于她们的家庭这样的观念与现象。
▲有不少空服员的亲友家属到场支持罢工行动。（图／记者林敬旻摄）
其中一个父亲的讲话，尤其显示出性别作为一种合理化社会现象的力量。这位父亲的大意是说「女儿到了长荣，就好像遇到了一个坏婆婆。现在她出来反抗，要求『不秋后算账』，就好像只是说我女儿现在回去，你不要就跟她离婚这样子」。
这位父亲将高度性别化的现象，如婚姻，作为一种理解劳资关系的方式。显现在许多人的眼中，异性恋婚姻依然是一种自然且理所当然的安排，甚至可以以此为比喻来理解其他的现象。
也是这样的逻辑，家长的力量才会在一场由成年人发起的工会运动上占有一席之地。为了表现出年轻女性空服员并没有逾越她们社会上的位置，希望将社会焦点放在平等的劳资关系上，或也有可能因为空服员这一职业的高度性别化的特质，因此她们在其他的面向上反而表现出社会期待的年轻女性社会角色。
就像当天到场的律师强调罢工的合法性，家长的出席在家父长制氛围依然浓厚的台湾，向大众彰显了罢工的合情合理性。因此，对抗威权的反叛性变柔和了，她们宣示了这是一场工运，却不是一场性别上的颠覆。我想，这是工运上一个很特别的性别化的策略。
性别与劳权的相互交织性
长荣罢工的种种特殊现象显示了，劳工绝非一个同质的群体，工运中也有身份上的种种差异，也有针对种种差异所发展的策略与能动性。
当然，在我的理想中，有一天就算是一个全女性的劳工运动，性别都不会再是一个使她们需要顾忌，受到伤害，或是需要小心翼翼地在自主与服从之间协商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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