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精选》第九封信 两种道德

在给你写信的此刻，南亚海啸灾难已经发生了一个星期。(示意图/shutterstock)

亲爱的安德烈：

在给你写信的此刻，南亚海啸灾难已经发生了一个星期。我到银行去捐了一笔款子。飞力普的化学老师，海啸时，正在泰国潜水。死了，留下一个两岁的孩子。我对这个年轻老师还有印象，是汉堡人，个子很高，眼睛很大。飞力普说他教学特别认真，花很多自己的时间带学生做课外活动，说话又特别滑稽有趣，跟学生的沟通特别好，学生觉得他很「酷」，特别服他。我说，飞力普，给他的家人写封信，就用你的话告诉他们他是个什么样的老师，好不好？

他面露难色，说，「我又不认识他们。」

「想想看，飞力普，那个两岁的孩子会长大。再过五年他七岁，能认字了，读到你的信，知道他父亲曾经在香港德瑞学校教书，而他的香港学生很喜欢他，很服他——对这个没有爸爸的孩子会不会是件很重要的事？」

飞力普点点头。

安德烈，我相信道德有两种，一种是消极的，另一种是积极的。

我的消极道德大部分发生在生活的一点一滴里：我知道地球资源匮乏，知道二 ○%的富有国家用掉七五%的全球能源，所以我不浪费。从书房走到厨房去拿一杯牛奶，我一定随手关掉书房的灯。离开厨房时，一定关掉厨房的灯。在家中房间与房间之间穿梭时，我一定不断地开灯、不断地关灯，不让一盏灯没来由地亮着。你一定记得我老跟在你和弟弟的后头关灯吧——还一面骂你们没有「良心」？窗外若是有阳光，我会将洗好的湿衣服拿到阳台或院子里去晾，绝不用烘干机。若是有自然清风，我绝不用冷气。室内若开了暖气，我进出时会随手将门关紧。浇花的水，是院子里接下的雨水。你和飞力普小的时候，我常让你们俩用同一缸水洗澡，记得吗？

我曾经喜欢吃鱼翅，但是有一天知道了鱼翅是怎么来的。他们从鲨鱼身上割下鱼鳍，然后就放手让鲨鱼自生自灭。鲨鱼没了「翅膀」，无法游走，巨大的身体沉到海底，就在海底活活饿死。我从此不再吃鱼翅。

飞力普说，唉呀妈妈，那你鸡也不要吃了，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大量养鸡的吗？他们让鸡在笼子里活活被啄成一堆烂肉，你说人道吗？

我说，我又不是圣人，我只管我记得的、做得到的。道德取舍是个人的事，不一定由逻辑来管辖。

你一定知道中国的不肖商人是怎么对付黑熊的。他们把黑熊锁在笼子里，用一条管子硬生生插进黑熊的胆，真接汲取胆汁。黑熊的胆汁夜以继日地滴进水管。年幼的黑熊，身上经年累月插着管子，就在笼子里渐渐长大，而笼子不变，笼子的铁条就深深「长」进肉里去。

我本来就不食熊掌或喝什么胆汁、用什么中药，所以也无法用行动来抵抗人类对黑熊的暴虐，只好到银行里去捐一笔钱，给保护黑熊的基金会。消极的道德，碰到黑熊的例子，就往「积极」道德小小迈进了一步。

你和飞力普都会穿著名牌衣服，你们也都知道我对昂贵的名牌服饰毫无兴趣。你想过为什么吗？

去年夏天我去爬黄山。山很陡，全是石阶，远望像天梯，直直通进云层里。我们走得气都喘不过来，但是一路上络绎不绝有那驼着重物的挑夫，一根扁担，挑着山顶饭店所需要的粮食和饮料。一个皮肤黝黑、眼睛晶亮的少年，放下扁担休息时，我问他挑的什么？一边是水泥，一边是食品，旅客要消费的咖啡可乐等等。他早晨四点出门，骑一小时车赶到入山口，开始他一天苦力的脚程。一路往上，路太陡，所以每走十步就要停下喘息。翻过一重又一重的高山，黄昏时爬到山顶，放下扁担，快步往回走，回到家已是深夜。第二天四时起床。如果感冒一下或者滑了一跤，他一天的工资就没着落了。

他的肩膀被扁担压出两道深沟。

「挑的东西有多重？」

「九十公斤。」他笑笑。

「一天挣多少钱？」

「三十块。」

安德烈，你知道三十块是三欧元都不到的，可能不够你买三球冰淇淋。

到了山顶旅馆，我发现，一杯咖啡是二十元。

我不太敢喝那咖啡。但是不喝，那个大眼的少年是不是更困难呢？

这些思虑、这些人在我心中，安德烈，使我对于享受和物质，总带着几分怀疑的距离。

那天和飞力普到九龙吃饭，在街角突然听见飞力普说，「快看！」他指的是这样一个镜头：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妇人弯身在一个大垃圾桶里找东西，她的整个上半身埋在垃圾里；刚好一辆 Rolls Royce 开过来，成为背景。飞力普来不及取出相机，豪华车就开走了，老妇人擡起头来，她有一只眼是瞎的。

香港是全世界先进社会中贫富不均第一名的地方，每四个孩子之中就有一个生活在贫穷中。我很喜欢香港，但是它的贫富差距像一根刺，插在我看它的眼睛里，令我难受。但是，我能做什么呢？我不能给那个瞎了一只眼的老妈妈任何东西，因为那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我能做什么呢？

我写文章，希望人们认识到这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结构。我演讲，鼓励年轻人把追求公平正义做为改造社会的首要任务。我在自己的生活里拒绝奢华，崇尚简单，以便于「对得起」那千千万万被迫处于贫穷的人。但是我不会加入什么扶贫机构，或者为此而去竞选市长或总统，因为，我的「道德承受」也有一定的限度。我也很懦弱、很自私。

在你的信中，安德烈，我感觉你的不安，你其实在为自己的舒适而不安。我很高兴你能看见自己的处境，也欢喜你有一份道德的不安。我记得你七岁时，我们在北京过夏天。蟋蟀被放进小小的竹笼里出售，人们喜欢牠悠悠的声音，好像在歌咏一种天长地久的岁月。我给你和飞力普一人买了一个，挂在脖子上，然后三个人骑车在满城的蝉鸣声中逛北京的胡同。到了一片草坪，你却突然下车，要把竹笼里的蝈蝈放走，同时坚持飞力普的也要释放。三岁的飞力普紧抱着蝈蝈怎么也不肯放手，你在一旁求他：放吧，放吧，蝈蝈是喜欢自由的，不要把牠关起来，太可怜⋯⋯。

我想是在那个时候，我认识到你的性格特质。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这样的，也有七岁的孩子会把蜻蜓撕成两半或者把猫的尾巴打死结。你主动把蝈蝈放走，而且试着说服弟弟也放，就一个七岁的孩子来说，已经是一个积极的道德行为。

所以，能不能说，道德的行使消极或积极存乎一心呢？我在生活层面进行消极的道德——不浪费、不奢侈，但是有些事情，我选择积极。譬如对于一个说谎的政府的批判，对于一个愚蠢的决策的抗议，对于权力诱惑的不妥协，对于群众压力的不退让，对于一个专制暴政的长期抵抗⋯⋯都是道德的积极行使。是不是真有效，当然是另一回事。

事实上，在民主体制里，这种决定人们时时在做，只是你没用这个角度去看它。譬如说，你思考投票给哪一个党派时，对于贫穷的道德判断就浮现了。哪一个党的经济政策比较关注穷人的处境，哪一个党在捍卫有钱阶级的利益？你投下的票，同时是一种你对于贫富不均的态度的呈现。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社会福利占了欧陆国家GDP的四五%而美国却只有三○%？这和他们对贫穷的价值认知有关。六○%的欧洲人认为贫穷是环境所迫的，却只有二九%的美国人这样 看。只有二四%的欧洲人同意贫穷是个人懒惰所造成的，却有六○%的美国人认同这种观点。比较多的人认为贫穷是罪有应得，或者比较多的人认为贫穷是社会责任，就决定了这个群体的制度。

(本文摘自《亲爱的安德烈》/时报文化)

【内容简介】

1999年，安德烈14岁，龙应台离开欧洲，回台就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她和安德烈每天只能透过电话联系彼此，久而久之，在分隔两地的情况下，两人竟渐渐变得无话可谈。2003年，龙应台卸任回到安德烈身边，这个曾经与自己最亲暱的孩子已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坐在桌子那一端，有一点「冷」地看着妈妈。

龙应思考着到底该如何重新认识这个人，于是邀请安德烈一起透过书信的方式，用三年的时间，重新认识彼此。

在一封又一封的通信中，母子间几乎无所不谈，他们的话题，从生活品味、情感世界聊到年轻人对未来的徬徨不安。更一起探索了两人对当代总总社会现象的观察，从对威权的抗争、欧亚文化的差异，聊到社会与全球贫富差距的阶级思考。

「安德烈，请你告诉我，你信中所说「性、药、摇滚乐」是现实描述还是抽象隐喻？

尽速回信。MM」

「MM,

能不能拜托拜托你，不要只跟我谈知识分子的大问题？生活里还有最凡俗的快乐：「性、药、摇滚乐」当然是一个隐喻。我想表达的是，生命有很多种乐趣，所谓「药」，可以是酒精，可以是足球或者任何让你全心投入、尽情燃烧的东西。我想从佛洛依德开始，我们就已经知道人类是由直觉所左右的。「摇滚乐」不仅只是音乐，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品味的总体概念：一种自我解放，不在乎别人的眼光，自由自在地生活，对不可知的敢于探索，对人与人关系的联系加深……。安」

36封书信，两人互述观点，信中言语交锋，展现世代与东西文化价值的差异。安德烈对母亲直来直往、有时坦率得近乎尖锐；龙应台则以最大程度的温暖、以理性与生命的智慧，去理解并回应眼前这一位如此年轻的「成年人」。

面对安德烈的倾诉，龙应台选择分享自己的生命经验，从旁提醒，却不干预。他们重新进入了对方的生活、时间和心灵，同时也记录下两代人试图消除隔阂与冲突的努力，呈现了母子两代人心灵的碰撞脉络，以及中西文化对个体思想的影响。

【作者简介】

龙应台

作家。2012-14年为台湾首任文化部长。2015年为香港大学「孔梁巧玲杰出人文学者」。2017年为照顾母亲移居台湾屏东潮州镇，开始乡居，行走于凤梨田、香蕉园、大山大海之间，与果农、渔民、猎人、原住民为伍。2021年与母亲移居台东都兰山中，开始在太平洋畔生活。

安德烈  Andreas Walther

1985年在台北出生，八个月大到了瑞士，三岁时迁往德国法兰克福。香港大学毕业，现在伦敦工作。爱喜剧、爱电影、爱嘲讽、爱思辩。

《亲爱的安德烈》/时报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