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精选》无法上锁 更关不上的枪柜

有一天轮休，我依然在派出所，扶着枪柜门，我试着把门柄旋紧，没想到线路又漏电了。我痛得丢下手上的扳手，扳手却狠砸在自己脚上，松手之后的插销，也直接打在我头顶。我整个人瘫坐在地上，感觉浑身无力。(示意图/shutterstock)

我从没想过当警察会当到要穿制服做铁工，修理枪柜。

「我不是劳工领袖；我不希望你追随我或其他任何人。我不会带你进入应许之地，因为如果我带你进去，别人就会带你出去。你必须用你的头脑和双手，让自己摆脱现在的状况。」 ──尤金·德布斯，美国工会运动者

警察的枪柜设计是可以上锁的，并且还要连接警示灯与警报器，只要一被打开，值班台就会知道。然而，我接手装备业务时，派出所的枪柜连柜门都关不紧。

那个锁根本没有意义，也因为枪柜过于老旧，柜门柄与插销一天到晚脱落，开个柜子，可能就会被它打到。

因为线路配置不良而且破损，只要摸到柜门就会触电，让同事还没出勤，就一身伤痛。

每半个月，我就得找一次铁工。然而，铁工师傅也说这个柜子没救了，只能换新的，可是换新的，又得花钱，我们就只能一直把那让人崩溃的门把旋紧。

铁工师傅来过好几次。虽然他不会跟我算钱，但也不好意思一直请人家做免钱工，我只好自己尝试，用些简单的工具，让那个柜子还能用──我从没想过当警察会当到要穿制服做铁工。

枪柜早已超过公物使用年限

同事一直抱怨枪柜不好用，督导官也一直把它列为缺失，各种指责投向我。然而，我没办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把问题反映上去，并不会得到任何回应。

想想也是，如果连修理的钱都没有，怎么可能会有钱换新柜子？虽然那个柜子早就已经超过公物使用年限，但我们也只能继续用。

有一天轮休，我依然在派出所，扶着枪柜门，我试着把门柄旋紧，没想到线路又漏电了。我痛得丢下手上的扳手，扳手却狠砸在自己脚上，松手之后的插销，也直接打在我头顶。

我整个人瘫坐在地上，感觉浑身无力。

并不是因为触电或是疼痛，而是一种万念俱灰、打从心底升起的空虚与失落。我想起踏进警校时，学校长官说的：「好好做，国家不会亏待你。」然而，所谓的「国家不会亏待你」也就是这样子，我们到底能期待什么？

请再继续使用五年

在我尝试对媒体投书后，最常收到的指责就是：「你为什么不透过内部管道反映？」

但体制内改革这种事，我也不是没做过。

如果写呈报单就能改革成功，那么早该在我写呈报单要换那一个枪柜时，就该马上换好了，而不是等我写到第五份呈报单，才退回并注记：「请继续使用五年。」

这么多年，我写过多少建议，或者当面向长官提出意见，得到的回复不外乎是：

「这位同仁的意见很有道理，不过很难办。」

「你管那么多做什么？上面是这样要求的吗？」

「法律重要，还是命令重要？」

听到这些答复的次数，比我被那个枪柜电到的次数还多。但我很感谢得到这些回复，因为更多是没有得到回应的。

警政改革困难重重

某天在准备收勤的空档，几个不同单位的员警闲话家常，聊起最近长官一些异想天开的「创新作为」，与不切实际的「勤务指导」。聊到这里，大家的表情都充满无尽的愤慨与无奈。

「这就要靠惀宇学长啦，他会为我们发声的。」学弟把我推到话题上。

没想到，它所的老学长却感叹：「没用的。长官看到，也只会装死，不会改变。怀念以前的陈国恩署长，那时候有很多改革……」

学长的叹息，我也颇能理解。

这几年来，参与各种议题，从内部走到外部、从议员拜访到委员、从组长协商到次长，我已经习惯不抱希望的开始，毫无进展的结束。就算方案得到一时的肯定，多半也不会有下文。

警政改革的阻碍很多，多数基层员警也悲观以待，这时就会期待有一位英明的长官突然出现，体恤基层员警，推动一系列的改革，这样我们所有的不公、不义、不平就会消失。我们将会得到应有的工作尊严，不会淹没于各种勤务、业务、绩效中。

曾经，我也是这样期待的。

然而，那真的是「我们要的改变」吗？这些改革，终归而言，并不是「我们的」，而是「署长的」。他改革的手段，也是「因为他是署长」。

因人而来的恩惠，也会因为人而消失。换了一个上位者，这些缺乏民意基础与规范支撑的改革，很容易就会被当作前朝遗毒排除。

一年、三年、五年、十年……他们换了一个又一个的高官，而这些突如其来又毫无道理的政策与规定，依然会留下，继续束缚我们、控制社会。

一个进步的群体，理想上会由众人建立一个制度，并不断追求更好的愿景。

如果还是只能期待某个人来改变，只是说明我们还是不够进步。那样的改变，仍旧只是一个开明专制的体系，建立在一个权威者的意念上。

警察体系长久以来严格的阶级划分、家父长式的权威崇拜，以及忠诚义务的投射、恩给式的人事行政，强化基层员警对于体制的依赖，相信权利来自于上级命令。所有的改变都是长官的恩给，基层只能等待长官的怜悯。

许多人怀念陈国恩署长带来的改变，甚至形成一种个人崇拜，「只有国恩能拯救我们。」我们不满意现在的状况，但大家并不想采取行动，只是等待再有一位英明的长官施舍恩惠。

对一个被期许为民主社会维护者的组织来说，这何尝不是一件悲哀的事？

我开始意识到这些情境是无法改变的，除非「我们」去改变。

终究还是要有来自基层员警的集体意识，并建立一个能实质影响决策的机关内民主制度，才能真正保障权益，也符合时代的潮流。

「警察尊严」是什么？从何而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的德国建立威玛共和，但德国人仍然怀念德意志帝国的美好时代，期望一个领袖带领德国走出败战的阴影。

台湾警察不也一样，依然怀念已不切实际的旧时代，渴望被赋予权力与地位，盼望一个超人为我们改变一切？

如今多数警察执法，并不是因为理解法律本身的意涵，而是因为上级命令我们要做、长官觉得重要，所以我们照办。

换言之，就算长官的命令有问题，员警还是不会有疑问。

员警服从的是「命令」，而非「法律」；信仰的并非共和民主法治精神，而是体制的权威；整个系统追求的是数字而非价值，强调的是忠诚义务而非法律权利──正如当时威玛共和缺乏核心价值，导致系统失灵一样。

最终德国盼来了希特勒，带来了毁灭。德国人将永远背负这个共业，直到历史的尽头。

那么台湾警察会等到什么呢？我们所盼望的「警察尊严」究竟是什么？我们应当追寻的价值是什么？如果能从养成教育开始，确立警察任务的核心价值，使警察从强调服从与阶级的团体，变成民主宪政的守护者。从信仰权力变成信仰权利，遵守纪律变成遵守法律……是否能找到诸位长官企望的「执法尊严」，以及我们所盼望的「警察尊严」？

不再期待超人拯救世界，而是创造一个不需要超人拯救的世界。

警察不是超人，无法解决社会问题；同样地，长官也不是，他们无法带来变革。

台湾警察要真正变革，或许不仅是器物或制度层面，而是得再思考警察应信仰、守护之物。从旧有的框架获得解放，进而让警察得以追寻自己的价值。

※※※

真正的尊严来自于别人的尊重，而不是一个被赐予的模板（注）。而我们所希望的种种权利，将会从中而来。

能够拯救自己的，还是只有自己。

注：

警专的学生在高中刚毕业还像一张白纸时，就进入警专接受教育训练，并在大约二十岁进入社会，面对高压力工作。相较于还在读大学的同侪们，难有时间摸索与思考自己要做什么，他们因此容易套上一个模板，照着前辈们走过的路前进，不会思考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

(本文摘自《活得像个穿制服的人──我是警察》/宝瓶文化)

【内容简介】

我对抗的，从来不是警察，而是逼人为恶的体制巨兽。

想唤醒的，是警政高层、基层员警以及一般民众。

「英勇殉职」不该是警政高层拿来宣扬的徽章，因为它代表的是──

我们没能守护那些被他们称为「最重要的弟兄」。

当我结束最后一班勤务，回到派出所时，我都会松一口气。

每卸下一件装备，就像放下一道重担。

把枪放回枪柜时，我会觉得这是今天最有成就感的时刻──我没需要用到它，真是太好了。

我可以在出入登记薄，写下「退勤」这两个字……但，有些人已经没有机会退勤了。

【作者简介】

王惀宇

台湾警察专科学校二十八期、政治大学行政管理硕士，现为派出所警员，同时为警察劳权运动者。长年研究第一线警察实务与新兴公共行政理论，投书《苹果日报》、《联合报》、《自由时报》三十余篇，并受邀至各高中、大学讲座，个人Facebook文章亦常被各界引用。硕士论文《制服掩盖的血汗：基层警察的劳动困境与工作权保障》分析美、日、德各国警察勤务与法制，获得台湾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系所联合会2021年度最佳学位论文奖硕士专班佳作。

从事第一线警察工作超过十年，经历了各种人情冷暖，与其他警察同样活在绝望中：社会对于警察的敌视、漠视、无视，以及警察系统自身的黑暗，让一切的牺牲成为必然，而后被大众所遗忘。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我们只能这样？」「在成为警察之前，我们不也是人民吗？」他开始想要去改变这一切：写文章议论警政时事、公开露面接受媒体采访……不知不觉，自己被其他人抱着期待、被其他人抱着憎恶。但无论别人怎么看待，他始终没有变过，还是那个活在梦魇中的小小警员，与自己的绝望不断挣扎着。

为了让悲剧不再发生，为了让遗憾成为过去，为了让苦痛得到救赎，为了让记忆留下纪录，他拿起笔，记下自己的声音、写下他们的故事，想要改变五十年来未曾动摇的历史共业，希望让社会更了解警察、让警察与社会重新连结。

错误应被改正、努力应得报偿，想留给未来这样的世界──这是一个一线三小警员由衷的期望。

《活得像个穿制服的人──我是警察》/宝瓶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