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联纪录调取之争议
立法院修正《通讯保障及监察法》，以来杜绝滥权监听之情事，惟此举却引来检警机关之反弹，认为此次修法将严重阻碍犯罪侦查。尤其是关于通联纪录的调取，不仅有案件范围的限制，亦须得法官同意，更备受抨击。
一般所称的通联纪录，指的是显示通信两方之电话号码、日期、时间等讯息之谓，由于其中并无通话内容，故于1999年所制订的《通讯保障及监察法》，并未将通联纪录纳入此法的规范范畴。至于目前，除得通话者同意外，依《电信法》第7条第2项，必须有法律规定才得向电信业者为通联纪录之调取，国家通讯委员会亦因此制订有「电信事业处理有关机关查询电信通信纪录实施办法」，以来处理有关机关调取通联纪录之准则。
只是根据此办法第3条第1项，仅要求各机关应考量必要性、合理性及比例相当原则，用语不仅空泛与模糊，对于得基于哪些目的为调取，并无任何明文。如此之规范，不仅缺乏法定性，更无庸任何理由，只要司法、监察、情报或治安机关提出申请，即可轻易取得个人的通联隐私，致等同是法律的空白授权，而为人所诟病。
故在此次《通讯保障及监察法》修正里，特增加第11条之1，即针对此种无通话内容的电信记录，除非是属十年以上之罪、强盗、抢夺、诈欺、恐吓、掳人勒赎，人口贩运、毒品、组织等犯罪，得由检察官职权或依警察声请为调取外，否则，就仅限于三年以上的犯罪，才可向法官声请令状来为调阅。如此以法定刑高低，来决定是否由法官审查与决定之规定，其道理何在，实让人摸不着头绪。又根据此条第8项，情报机关为国家安全所为的资料搜集，并不受此规范之限制，则在某些机关兼具有犯罪调查与情报搜集之双重机能，如调查局，若为方便性考量，势必会以情报机关之角色向电信业者为通联调取，则此严苛规范对之，亦等同虚设。
更成疑问的是，《通讯保障及监察法》所规范的监听对象乃为刑事犯罪者，则非关犯罪侦查目的通联调取，如失踪人口找寻，到底要同样适用《通讯保障及监察法》的严格程序，还是仍适用《电信法》及其相关办法的宽松规定，即会产生很大的争议。而此问题，正突显出，我国立法者向来所缺乏的配套修法之思考。
此次《通讯保障及监察法》的修正，不仅仓促，更是政治妥协的结果，是否能确实保障人权，不得而知，却可能因适用上的疑义与障碍，而马上得面临再次修法的挑战。
●作者吴景钦，博，真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ET论坛欢迎更多参与，投稿请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