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政改革／他者的排除，必须保卫的社会

▲大寮监狱挟持事件受刑人之一的郑立德遗书。（图／东森新闻）作者／林玮婷

「现在一罪一罚有人刑期40几年、50几年…三振条例连报假释都不行…」

「三振法案该改一改了，给人一点希望好吗…」

「陈水扁假病可以保外就医，监所比他严重的就不能保外？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罪犯、活该关死」

「既然你们要给我关到死，那是不是该让我们有自主自给的能力，做了一个月的工作只有二百元，买套内衣裤都不够，还要靠家人接济，我们活的尊严都没有了，还要拖累家人，那就剩自杀、和拼了这条路」

「…法官自由心证，独裁的道理，他说你有罪就是有罪，谁叫我们有前科、活该，什么是无罪推论，那只是说说而已…」

6名挟持了高雄监狱典狱长、戒护科科长的受刑人，留下了这些诉求，举枪自尽。充满戏剧张力的挟持事件暂时落幕，但是无法落幕的，则是从监狱到法院，每天上演的悲剧，只是这些悲剧不但太常发生，多数的人又都觉得事不关己，以致于我们都麻木地视而不见…。

就从监狱开始谈起吧！

据媒体报导，6名挟持典狱长的受刑人所犯之罪与期分别如下：郑立德犯杀人罪，刑期28年6月；靳竹生犯强盗罪，刑期为无期徒刑及有期徒刑20年；秦义明犯盗匪罪，刑期为46年；魏良颖犯毒品罪，刑期为34年3月；黄子晏犯毒品罪，刑期为25年；黄显胜犯毒品罪，刑期为34年2月。这6名受刑人都是长刑期的重刑犯，要不是无法活着离开监狱，要不就是出狱后也是垂老暮年。这就是台湾目前「宽严并进」的刑事政策的实况。所谓「宽严并进」的刑事政策指的就是，对于轻微犯罪尽量采取「转向（diversion）（注1）」的作法，而避免让被告入监服刑；但是对于遭认定为严重犯罪者，则更为严厉地处以重刑。其中的「严罚化（重刑化）」就包括废除连续犯，改采一罪一罚；以及采纳三振法案（注2）的精神，提高假释门槛。

对于重刑化下所「制造」出来的长刑期收容人，政府并没有提出太多的配套处遇措施。他们没有个别化的处遇计划，唯一的意义就是自身对社会的「不在场」，甚至可能还遭家人遗弃，无人愿意对其闻问。这种长期刑收容人觉得人生无望，消极的可能选择自杀（如台北监狱陈姓收容人持剪刀自杀），积极的除了可能处处违抗监所的管理（反正也出不去，根本不用在意因为违规而无法假释的问题），甚至就是今天的挟持人质拼命一搏。

重刑化刑事政策欠缺处遇配套，并不是偶然，毋宁说这吊诡地就是重刑化刑事政策的「结构性配套」。之所以说是结构性配套，就在于重刑化刑事政策背后的出发点就是「他者的排除」：为了维持社会大众的安全感，将受刑人视为「危害社会的他者」，彻底排除于社会之外。这种排除思维，自然倾向于忽略社会复归，因为大家真正在意的是，如何辨识出「危害社会的人渣」，这群人渣会造成怎样的危险，如何可能避免他们再度危害社会，甚至最好不要再回到社会。

在这种情形下，监所内出现「重病却难以保外就医」、「做了一个月的工作只有二百元，买套内衣裤都不够」等状况，也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因为在排除的逻辑下，大家在意的比较是「不可以让这群人随便出来」、「不要浪费纳税人的钱来养这群人」，甚至某种程度的「次等化」（这群人渣不配过人过的生活）也是有意无意的结果。而这种次等化，因为伴随着排除逻辑下社会对于受排除者处境的无视或忽略，受排除者群体内部还可能出现严重的不平等却不被外界重视。「为什么陈水扁可以保外就医？监所里一堆人都病得比他重，为何却不能保外就医？」、「为什么颜清标的假释只要4天就可以跑完假释初审到释放的所有流程，但是我的假释流程却要跑2个月？」这种声音在监所里流传，但是有多少被外界所听到并且认真看待？

排除的逻辑不仅出现在监狱里，它其实于司法系统中就已经存在。▼法务部针对高雄大寮监狱挟持事件召开记者会。（图／记者孙曜樟摄）

让我们接着谈谈法院吧！

「…谁叫我们有前科、活该，什么是无罪推论，那只是说说而已…」

在当代的刑法体系中，采取的是「行为刑法」而不是「行为人刑法」。这就是说，每次、每次的犯罪行为是否成立，都应该个别检视它的证据是否充足，而不是因为某个人是坏人，他就应该被抓去关。但是实际上呢？当被告在走入法庭时，他很可能就已经带着某些负面标签，被差别对待。「前科」就是一个关键。「前科」不仅仅是记录着一个人过去的犯罪行为，它同时也隐然指向现在、未来的犯罪可能性，也就是「行为人」的行为倾向。这在犯罪心理学上固然有其意义，但是将这种犯罪心理学的想法运用于审判中，会导致以预断来填补实际上所欠缺的证据，从而实质上违背了「无罪推定」原则（也就是觉得某个人是坏人所以他做坏事也是理所当然）。

以6名挟持人质中的受刑人郑立德所涉犯之杀人案为例，他遭法院认定的犯罪行为是「教唆杀人」。「教唆」是一种难以举证的行为，因为「教唆」就意味着教唆者未亲自动手，而「教唆」的证明，往往落于实际动手之人的指述以及相关的情境证据（例如有没有恩怨）。而不幸的是，人证在本质上就是种不稳定的证据类型，实际动手之人可能这次开庭这样讲，下次开庭又那样讲，而你也很难真正掌握他供词反复不一的理由。因此如果法官认为站在自己眼前的被告是个坏人，就容易用自己心中的预断，来填补不足的证据。

6名挟持人质的受刑人中有3位（魏良颖、黄子晏、黄显胜）涉犯的是毒品罪，而「排除」的思维在毒品类案件中，更是明显。3位受刑人之所以会遭判25至34年不等的刑期，是因为涉犯的是毒品罪中刑度较重的「贩卖毒品罪」。涉嫌贩毒罪者，绝大多数是吸毒者，也有吸毒前科，他们常被认为是对社会无价值（沉溺于毒品而懒惰不愿劳动），甚至是潜在危害社会秩序者（不仅自己吸毒，还可能贩卖毒品来害人，甚至为了筹毒品的钱而去犯罪）。一旦被辨视为毒品人口，贴上标签，有时法院就可能抱持着「纵使这次没抓到明确的贩毒证据，判你也不冤，因为你一定有其他次的贩毒行为」的心态来判案。在此情形下就可能出现：多次行为一起打包认定（注3）、轻罪升级为重罪（注4），或是过度依赖毒品危害防制条例第17条供出上游的规定，促使吸毒者彼此互咬，却欠缺明确的物证等等的状况。不断地辨识「他者」并贴上标签，然后予以排除。这就是支撑本次充满戏剧性的监狱挟持事件，背后无聊又平凡至极的例行化悲剧。这个例行化的悲剧背后，是现代社会中幽微而又无处不在的欲望和恐惧：追求着安全，恐惧着危险，企图控制着一切而这一切又不见得能为人所控制。美好而安定的社会不仅有着虚假性，也建立在被排除者的牺牲之上。你或是你身边的人．真的不可能有一天成为被排除者吗？不见得。因为被排除者的界定是主流权力者所划定，它是流动可变的。许许多多喊冤的人，也说他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被卷入司法事件中。而一旦被贴上了标签，工作、家庭可能毁于一旦。这就真实，令人不忍卒睹。点出这样的情形，正是希望让更多人能反省，这真的是我们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图像吗？

备注：

1. 意指采用各种替代入监的方式，例如缓刑、罚金、服社会劳动服务等等的方式，让被告得以在社会中接受处遇。而这种作法背后隐含的意义是，承认入监服刑将受刑人隔离于社会并且监禁在一起，可能是对他们复归社会是有害的。例如丧失工作能力，或是学得更偏差的价值观或生活方式。这某程度也意味着将受刑人长期监禁的严罚措施，并不是给他们复归社会的希望，而正好是弃绝他们于社会之外。2. 美国对于三犯之重刑犯罪者采取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参2005年公布施行的刑法77条修正理由。3. 意指不去详细检视每个犯罪行为个别的证据，而是概括地将不同次行为的证据凑在一起，就认定这些犯罪行为都存在。例如在o年o月o日有监听到疑似毒品交易的暗语(例如突然在对话中提到「水管」，令人费解)，但是A证人否认是毒品交易；而针对x年x月x日有B证人供称被告有贩卖毒品。两件事就兜在一起判被告贩卖毒品罪。4. 在毒品类案件中，帮助吸食、转让毒品和贩卖毒品的刑度差异非常大，但是在少量的毒品交换案件中，这三者的界线有时非常模糊。举例来说，被告会辩称自己是也有吸，在买毒品时顺便帮某人拿毒品，而不是卖毒品给他。一审法院认定是帮助吸食可能是几个月，二审改判贩卖毒品就是十几年甚至无期徒刑。●作者林玮婷，目前为民间司改会执行秘书。本文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ET论坛欢迎更多参与，投稿请寄editor@ettoday.net▼6囚自戕，民间救护车已抵达大寮监狱。（图／东森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