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大导致失败! 陈建仁回忆2003抗SARS:新冠肺炎本可抑制

▲前副总统陈建仁接受外媒专访,谈论当年抗SARS经验。(图/记者洪巧蓝摄)

记者叶国吏/综合报导

台湾爆发新冠肺炎群聚感染,前总统陈建仁在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期间接掌卫生署长,他25日晚间在脸书发文透露接受外媒专访,表示现在台湾防疫工作就是记取当年SARS的教训,坦言「如果你自大到忽视它们,就很有可能失败。」

陈建仁文中也提到中国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的态度,他说「武汉让我很惊讶」,因为他本来认为武汉会做得很好,因为中国当年被SARS冲击最严重,没想到在专家去当地看过状况后只想「天啊,这真糟糕。」认为武汉只治疗病患,却对压制疫情没有处理。陈建仁:「这也是台湾为什么花了很多心力,追踪所有确诊案例的接触者,我们会要求他们在家隔离14天,并用电子围篱系统监测他们。」

以下陈建仁脸书全文:Al Jazeera 访谈专文:新冠肺炎本来可以被抑制的!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22日刊出访问我对于新冠疫情分析的专文。如果在2019年12月中时,武汉的情况能够更早传达给WHO,并让WHO的专家小组去调查,我认为这场疫病就能被压下,没有其他国家会受苦。

<我们何时可以回到正常生活?>我:好几个国家已经展开第一轮的疫苗施打,特别是在北美与欧洲。我认为回到正常生活端赖全世界的疫苗供给与配送速度有多快。在欧洲,如果接种计划确实实施,我认为大约在6月份欧洲就能回到所谓的「正常」状态。但我一直强调,与其回到旧的生活,我们应该建立起新的常态,这代表我们即使控制住了疫情,仍然要对未来任何的传染疾病保持警觉

<你能分享关于英国的新冠病毒变种的事吗?>我:这是意料之外的事。SARS-CoV-2(新冠病毒)是一种RNA病毒,RNA病毒往往很容易变异。而新冠病毒变异得这么迅速,是因为它传播得非常广泛,也传染给了非常多人,因此更容易形成具高度传染力的菌株。从病毒的角度来看,最厉害的病毒应该是具高度传染力但致死率没那么高的,才不会造成太多人重病而死。SARS的致命性就很高,感染致死率高达10%,很多染上SARS的人会生重病,必须到医院隔离治疗,一但他们接受隔离,病毒就不再能够传播。这也是为什么SARS病毒可以被压下的原因。对于英国新冠病毒变种,我认为必须非常小心,因为它的传染性很强,必须在疫苗施打的速度跟病毒传播的速度之间赛跑,如果传播速度比接种速度快太多,疫苗接种的策略基本上就会失败。

<全球使用了很多不同的疫苗,但中国的疫苗引来特别多质疑,你能解释原因吗?>我:一家公司要研发出疫苗并通过审核,通常要花上10到15年的时间,这一次只花了9到10个月我们就有了疫苗,是因为很多国家的政府都在疫苗研发上投入大量资源。现在已上市的疫苗:莫德纳(Moderna)、BioNTech 和辉瑞(Pfizer)都是mRNA疫苗;有些公司正在研发DNA疫苗,还有重组蛋白的次单位疫苗,例如台湾的高端疫苗,也有腺病毒载体型疫苗,像阿斯特捷利康(AstraZeneca)与牛津大学所研发的疫苗;再来就是灭活疫苗,中国的主要是这种,中国疫苗公司生产很多不活化疫苗。无论使用哪一种平台,最重要的就是监管机构会进行审核,透明度与公开性很重要,所有公司必须发表他们的临床实验数据,好让大众信任他们的疫苗。这也是为什么WHO目前只认可了莫德纳、辉瑞跟BioNTech的疫苗。就连阿斯特捷利康都还没获得WHO审核通过,因为他们需要交出完整的研究跟实验数据。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会对中国疫苗有疑虑,因为我们还没看到足够透明的审核资料,令人担心这些疫苗的效果和安全性。

▲陈时中亲自主持指挥中心记者会。(图/指挥中心提供)

<台湾拥有最成功的防疫策略之一,你认为这跟你们的速度和你先前提到的事实有关吗?>我:因为有过中国传来的SARS、H5N1禽流感,以及非洲猪瘟的经验,我们一直对邻近区域的任何疫病保持高度警觉与观测。在2019年12月31日,台湾疾病管制署一位官员在PTT(电子布告栏)看到中国武汉出现某种「非典型肺炎」。当时总共只有7个病例,但7个非典型的肺炎案例已经是件大事,因为非典型肺炎几乎等于SARS。同一天,我们开始要求武汉来的旅客进行隔离。2月中,我们限制来自中港澳的旅客入境。1月中,我们将新冠肺炎列为法定传染病,动员了超过2万个隔离病房,以及1.2万个呼吸器,为了接下来可能出现的传染性疾病做准备。2003年SARS之后,我们要求所有医院都要拥有一个月份的个人防护装备储备量。当我还是卫生署长时,我设立了国家卫生指挥中心,一但出现地区性或大流行病就会启动,所以,上述措施我们在去年1月上半就已经完成了。直到1月22日,蔡英文总统召开国安会议,问到我们已经完成的是,以及还有没有其他事需要作,我说没有适合的口罩,她就要求经济部长征用了73家口罩工厂,成立了93条生产线。所以第三件重要措施就是超前部署。取得大众的信任跟支持也很重要,我们将指挥中心升级到内阁层级,每天都召开记者会,而且我们开诚布公,防疫措施的资讯也相当透明。所以,周全的行动、快速反应、及早部署、透明公开还有团结一致都相当重要,不只有及早检测而已。

<你能形容20年前的SARS是什么情况,而台湾从那次经验学到什么呢?>我: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了几例SARS病例,当时我们还很有自信,因为所有病例都收治在医学中心,他们有很好的设备、知识跟经验可以照顾新兴传染病的感染者。所以我们当时想:「喔,我们还不错,没有问题。」但面对新的传染病,病毒可不在乎什么国界。如果你自大到忽视它们,就很有可能失败。我们处理新冠肺炎的方式,就是遵照我们从SARS里学到的经验跟知识。台湾以前没有准备好处理任何大流行病的挑战,我们从改造疾管署开始,还有卫福部、《传染病防治法》、传染病的医疗与照护机制,并建立了国家卫生指挥中心。在那之后,我们又处理了来自中国的H5N1禽流感,以及2009年至2010年的H1N1新型流感,台湾人民跟政府都从这些挑战学到了很多。

▲武汉最先爆发新冠病毒。(图/路透社)

<与SARS相比,中国政府如何应对新冠肺炎?>我:武汉让我很惊讶。一开始,我们认为武汉(应该会)做得很好,因为中国是被SARS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人们应该学到很多。但当我们派出两名专家过去(我们在1月6日提出申请,中国在1月11日核准),专家问说:「这些病人住院了,他们接触过的亲近人士呢?他们的家人、同事或同学呢?」结果他们(武汉当局)说:「他们接触的人没有肺炎症状,所以没有治疗他们。」专家回来之后,我们想:「天啊,这真糟糕。」因为以任何大流行病来说,治疗对病患很好,但不足以压制疫情爆发。要压制疫情,一定要多加注意接触者,他们是最有可能在社区内传波病毒的人。他们还处于潜伏期,没有任何症状,却可以传播病毒。这也是台湾为什么花了很多心力,追踪所有确诊案例的接触者,我们会要求他们在家隔离14天,并用电子围篱系统监测他们。

<你认为病毒是从哪里来的?据说源自云南省的一只蝙蝠。>我:从流行病学家的角度,这场疾病应该是源自最初爆发的地点,从来不可能是从某个地区传播至另一个地区引爆,这是非常不可能的事。无论「零号病人」是从云南蝙蝠还是别的来源感染,至少人传人的状况是发生在武汉,怪罪野生动物很容易,但是为什么云南的蝙蝠会感染到武汉市民?可能是在华南海鲜市场里,对吧?如果他们真的吃了很多蝙蝠,那就很有可能。人们也怀疑病毒来自P4实验室(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如果他们运用蝙蝠制造病毒,那也是一种可能性。要知道新冠病毒的来源,就需要调查并公开。

<你相信新冠病毒出自实验室的理论吗?>我:这是可能性之一。如果人们做研究时不够小心,可能就会感染。台湾发生过类似的事,2003年12月,在国防医学院预防医学研究所,也是P4级实验室,一位中校赶着去新加坡参加会议,他处理好了所有事情,但他看到有片垃圾,就徒手捡起那片垃圾并丢在污物处理箱。他去了新加坡参加一场SARS的国际研讨会,但回来后发现感染了SARS。他没有传染给任何人,却引发了政治骚动,因为那场会议有上百人出席。他是位非常谨慎的人,也是很好的科学家,他只是犯了点小错就感染了。实验室人员感染并不是罕见的事,这是一种可能性,所以才需要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