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稷为贵」回归「民为贵」
（图／新华社）
小时候老师教我们，立场观点方法至关重要，立场不对，全盘皆错。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有钱阶级一无是处；若认为有钱阶级也创造财富，就是站错立场，就要被打倒。这种荒谬的逻辑已经被历史所抛弃，但如果将阶级立场改成「民为贵」还是「社稷为贵」两种价值观，则价值观一错也全盘都错，原来的逻辑仍可再度复活。
若以「民为贵」，则公民有言论写作发表和出版自由，方方写什么，怎么写，哪里出版，这是宪法赋予她的权力，与旁人无关。谁都可以不喜欢她的文章，但谁也不能诋毁、攻击和禁止她。且，民吃饭的重要性压倒一切，所以不可抵制萨德、日货、圣诞和美货，更不该阻止人家商店工厂开门，因为这么做的结果是外资撤走，民工作丢失，饭碗被砸。再，民也只能实话实说，实话直说，不能虚矫伪饰，见风使舵，否则就会受到来自市场报复，搞生产的破产，搞科研的失败，搞医学的疫情泛滥。又，民只求有生之年的平安幸福，他们关注民的权力的尊重和伸张，期望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天下太平。
若以「社稷为贵」，方方暴露了国的阴暗面，这是给敌对势力「递刀」，出卖社稷，此与秦侩何异，做个跪像，也不算太离谱。再，只要有人犯我的国，虽远必诛，所以游行示威抵制，战狼嗷嗷，非把人家搞得灰头土脑决不罢休。即便砸了饭碗，又有何罕哉，民之饭碗焉能与国之战略相比？且，说话行事头戴测风标，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奉旨说话，无视事实真相，反正可躲在讲政治、守纪律的幕布后，把损失代价甩给国家。又，为秦皇汉武的开疆拓土鼓噪叫好，向往「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却无视给人类造成的灾难和不幸。
不同立场的对话，就像鸡对鸭讲，听不懂，说不通。因为各自的推演都没有明显的破绽，但前提却截然不同，所以要拷问前提是否合理。如果社稷是神圣的，人为社稷而存在，那么牺牲个人为社稷，天经地义，任何不符合社稷利益的言行都要受到谴责制裁。但如果国只是实现人的自由的工具，国为人而存在，国存在的全部理由就是为保护和伸张民的权力，所以国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能要求民为之牺牲奉献。
何为贵的判断应该是浅显的， 但是，几千年的儒家文化已经积淀了太多国的神圣感，这就遮蔽「民为贵」的理性思考。
譬如很多人都把「藏富于民」作为治国的最高理念，却没有理解此话的背景是「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所以「富」是皇帝的，放在百姓这里，叫「藏富于民」。却不知道当今之世，「富」本来就是百姓的，国家应该「还富于民」。虽然是一字之差，却穿越时空几千年。「藏富于民」是皇帝的恩典，皇帝随时可以收回；「还富于民」是公民不可让渡的权力，国只能保护，而不容侵犯。站在「国为贵」的立场上，没法进行「还富于民」的推演，不管他的智商有多高。站在「民为贵」的立场上，不仅推演顺理成章，甚至不需要太高的智商。
以「社稷为贵」的思考相当复杂迂回地在低层次上绕来绕去；而以「民为贵」的思考才能直接明确地在高层次上避免问题的发生。譬如，我们曾经用很大的力气证明，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和资本自由流动，以及价格自发波动的经济意义，至今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否则，哪会有什么供给侧过热，经济结构扭曲的问题。但如果在「民为贵」的立场上思考，这些自由都是天赋民的不可让渡的权力，则消耗我们很多脑力的经济问题在伦理的层次上得到解决，根本不会在经济层面中表现出来，然后社会可以把精力用去认知和解决更高层次的问题。若站在「社稷为贵」的立场上，我们只能逡巡徘徊应对低层次的问题，不仅难以有更高层次的突破，甚至智商也被「零落成泥碾作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