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写真】彭怡平/从法兰西走向世界的万神殿

▲巴黎「万神殿」也译作「先贤祠」、「万神庙」,其法文名Panthéon源于古希腊语,原义是「所有的神」。(图/翻摄自ONE DAY IN PARIS)

彭怡平 Yi-ping PONG/台大历史系毕业,法国巴黎索尔邦大学造型艺术电影电视系博士,专攻剧本、纪录片拍摄与电影艺术的研究。通晓法、日、英、德、拉丁文。《风雅堂》艺术总监。着有十余本摄影文学及艺术专书。多次应邀在国际举办个展。为文化部、国艺会、台北市文化局奖助艺术家。从事跨领域的艺术创作,兼具艺术家、摄影家作家策展人、纪录片导演等多重身份。最新代表作《这才是法国》

法国国庆日当天,特意开放了两处供喜爱文化活动的民众免费参观,一座是罗浮宫,另一座即是万神殿。后者始建于西元507年的基督教堂,后因路易十五委托建筑师索弗洛改建成现有的规模,直到1790年才竣工。结合了基督教与法国王权过渡到共和国历史的万神殿,可以说是代表着法国共和国精神的最重要象征。也因为如此,万神殿成为了解法国历史的入门。

歌颂法兰西历史的艺术结晶

步入万神殿内第一个印象──殿内除了集雕塑绘画艺术、科学之大成以外,更透过视觉艺术完整地述说了法国历史。每一幅画均反映了法国历史发展的里程碑,尤其以耳堂墙上描述旧政权的历史绘画《基督教英雄》最为重要。

主殿墙为十九世纪被称为「法国画家」的皮耶布菲德夏凡纳的历史画系列《圣女居内维耶芙的一生》;穹顶其中一侧以雕塑家席卡尔于1924年创作《国民公众》为首,描述以玛利安为中心的第一共和国士兵及改革派代表;位于主殿与耳堂墙的交接处几根巨柱周围的雕塑,记载「启蒙运动」时期催生法兰西共和国价值观生成的几个著名的历史事件与其历史人物,如以二十年时间编辑《百科全书──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词典》,被视为启蒙运动的最高成就。然而,这些歌颂法兰西伟大历史的艺术结晶,并未真正地感动与说服了我,直到我转至来到地下墓园

纪念民族伟人的万神殿

虽然,1791年4月4日,经法令批准,国民制宪议会决定将教堂改做为一座纪念法兰西民族伟人的圣殿。拿破仑并决定将这座基督教教堂的地下室做为对于法兰西伟大贡献者遗体安葬处,地面上的穹顶主殿则用于举办公祭。十九世纪,万神殿仍旧两度被改回教堂使用,直至1885年,维克多‧雨果逝世,举国哀悼,这时才发现国家必须要有一个具有足够资格以安放其伟人遗体的地方,万神殿终于成为最终且唯一的选择。

自此以后,历届政府制定并且完善了得以葬入万神殿的标准──除了遗体在此安放以外,石碑上的题字以及镶贴于上的青铜铭文,亦是另一种纪念形式。遵循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意愿,万神殿成为法国男性与女性政治家、文学家、科学家、二战时期参与抵抗运动的战士、共和国及法兰西价值观的捍卫者长眠之地。

当代民主国家思想道德的雏形──卢梭的社会契约

在地下长眠的伟人中,有两位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一位是倡导理性主义的伏尔泰,另一位则是写下当代民主国家的法治基础《社会契约论》的卢梭。两人在生前是死对头,逝世以后却被葬在同一间厅内,虽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决定,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却也反映出法兰西共合国理性主义思想与革命情感并存的民族特质。尤其是后者的著作,为日后的废除奴隶运动以及反抗殖民主义运动者,提供了道德及思想的基础。(注一)

卢梭认为,向强力屈服,乃是一种必要的行为,但却不是出于意志下的行为;也正因为如此,向强力屈服,最多也不过是一种明智的行为而已。基于此,强力并不构成权利,人们只对合法权力才有服从的义务。如何产生合法的权力呢?卢梭认为,唯有透过社会公约,即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在我们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这时,这一结合的行为才得以产生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以代替每个订约者的个人。

因此,要使专制的政府成为合法,就必须让每一个世代的人民都能作主来决定究竟是承认它还是否认它;但是,如此一来,这个政府也就不再成为其专制的了。正是因为卢梭的思想做为基石,这座万神殿才真正得以成为世人的万神殿。

从法兰西的万神殿走向普世价值

▲Aimé Césaire。出生于法国海外省马提尼克岛的政治家,著名诗人。(图/翻摄自wiki)

昔日为反抗殖民主义以及争取自由、平等而战的这些黑人领袖,亦葬于此──出身于马丁尼克岛的诗人、作家、剧作家艾梅凯萨(Aimé Césaire),终其一生为了反殖民主义,并以弘扬黑人文化特质而奋战不懈。为了反抗拿破仑1802年5月28日对于瓜德罗普岛的占领,路易‧德尔格雷斯率领了四百位男人与少数的女性起而抗暴,在他的墓碑上,镶刻了这么一句话:「只为自由而活。」万神殿将这些曾经反抗过法国殖民统治的仁人志士的遗体也安放在其中,供后人瞻仰。这使得万神殿不再仅是宣扬法兰西的伟大,或是捍卫法兰西一国的荣光,转而成为普世价值的象征。

注一:卢梭于《日内瓦手稿》中,有这个一段话:「如果,有人说:『全体人民既然曾经一度自愿地、庄严地而又毫无束缚地服从于一个人(在此指立法者);这个人的意志就应该被看成等于公意的行为。』我要补充说,设想中的人民自愿地服从,永远是有条件的:它的出现绝不是为了君王利益,而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假如任何个人答应无保留地服从,那只是为了全体的幸福:君王在这类情形下,也订立了人民所订的约定,而且,即使是在最强暴的专制制度之下,他也不能破坏自己的誓言而又不同时立即取消了他的臣民誓言。因此,就需要经常弄清楚,这些条件是否履行了,从而,君主的意志是否确实是公意;而人民则是这个问题的唯一裁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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