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论》勿让货币政策成为财富M型化推手

工商社论

多数国家近几年因应疫情采取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现在又因物价走高而逐步退场宽松政策、改为趋紧，甚至可能启动升息。在这一连串的货币政策操作下，富人较易因市场资金充裕、借贷成本低廉，取得更多筹码和高倍数杠杆扩充信用，在资本市场累积更多财富，进而削弱通膨对其财富的冲击，在升息阶段也只要透过调整财务配置，例如把部分资金移往固定收益商品，即可平衡风险；反观穷人在宽松政策下虽有助减轻利息支出压力，但低成本资金对其整体财富累积的帮助远低于富人，反而是物价上涨时，低收入者面临较大的压力，之后如果升息，对这些人来说更是雪上加霜。一来一往，结果就是财富M型化、也就是学理所谓的分配不均的现象，将更加严重。

很多人误以为货币政策是公平的，事实则不然，比较白话一点来说，对高资产族而言，低利资金可以让他们以更便宜的成本取得房产、股票，但对原本就没有资产者来说，借贷并非用于投资而是生活开销（像是偿还学贷、信贷和房贷等），央行的低利政策只能让其喘一口气，却没办法让他们有足够的筹码用于扩张财富，因此当通膨和升息号角响起，资金潮水退去，这些人面临的是生活支出剧增的压力，所以同样的央行降息或升息，因民众本身财富组成状况不同，实际上的影响也会有很大差异，政策效果并非对所有人一视同仁。

1980年代以来，全球贫穷率已下降，但许多国家国内所得与财富不均呈现长期上升趋势；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若干主要经济体的不均问题益形恶化，外界对不均问题的关注度也与日俱增，例如自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2007年至2021年，大众在Google搜寻「不均」关键名词的比重上升了约80％。近年因资产价格大幅上扬，本来就让财富M型化有扩大之势，新冠疫情除对各经济体系带来重大影响，也加深了M型化的隐忧，像是服务业、中低所得阶层受到疫情冲击明显较高，也进一步加剧了分配不均的情况。

以台湾来说，中央银行内部研究显示，1980年以来，台湾每人所得不均变化不大，但家户所得不均则呈扩大趋势，且短期易受经济景气荣枯及金融危机等影响。以每户五等分位所得差距倍数来看，2001年网路泡沫破裂与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低收入家户就业，推升所得差距倍数，随后受惠国内景气复苏而回降；但2014年起，家户所得差距倍数益趋扩大。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弱势家户就业受创较深，面临无薪假、减薪等情况，每户五等分位所得差距倍数为6.13，每户吉尼系数为0.34，均创近年新高。央行更明指，未来在自动化、数位转型趋势加速发展的情况下，低技能、低薪劳工的工作恐易被取代；疫情过后，弱势家户所得不均情况恐进一步扩大。

换言之，财富M型化是已存在的现况，且有持续严重的可能，央行的货币政策更有可能加深M型化发展，这是先前所说货币政策不如想像中具有公平性，也是央行执行政策前必须审慎思考的环节。若干研究显示，货币宽松可能激励经济、提高薪资，使中低所得家庭受益，但在此同时也会拉升金融资产价格，提高富人的资本所得，导致所得不均上升。也就是，货币宽松对财富不均的影响，最终仍取决于各类资产价格的反应，以及家庭的资产负债组成。

央行货币政策的改变，可能带来所得与财富不均的分配效果；但所得和财富不均，同样也会回头影响货币政策施行效果，特别是各家庭间的所得不均超过一定程度之后，可能削弱货币政策的传递效果。实证显示，在所得分配最底层与最顶层的家庭，消费对利率变化的敏感度皆低，前者主要是其可能受限于较严格的借款条件，即使信用情势较为宽松，也无法受益。至于所得分配最顶层的家庭在消费已相当高的情况下，利率变化对影响其消费的关联性也会降低。另一方面，央行也要防范长期货币宽松，可能导致产出下滑、失业率增加幅度更大且期间更长的金融性衰退，进而加剧所得与财富不均。

当然，财富M型化和分配不均的形成并不能全推给央行货币政策，但近年各国力推极端化的货币政策，大力撒钱之后又缩表，确实也深化和助长了M型化的趋势，特别是在多数时候，家户的背景和财富、所得组成不同，可是央行的货币政策是全面性、无法客制化，使得其间的矛盾日益扩大，也就是富者益富而贫者益贫的情况会更加严重且加速。

也因此，相较于过往简易式的全面升降息、紧缩或宽松，央行采取选择性信用管制而非直接升息的手段处理房市问题，或许是较具公平性且有效的做法。一则央行透过管控贷款成数让投资者无法再透过低成本资金扩大财富，再者对于第二户以上房贷调高利率，这样具有针对性的升息措施，除了有助减少投机、平抑物价，也有助于把升息对财富弱势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