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论》笑看十余年来朝野经济政策之争

工商社论

最近行政院拟发「振兴五倍券」，也就是循去年三倍券模式，让民众花1000元买5000元的振兴券，然后在市场上消费，以带动商业景气。对此在野的国民党认为还是直接发现金比较好，如此非但能节省行政费及印刷费，还可以把省下来的钱再分配出去，让每位民众多拿近600元。

事实上，这个争议在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时也曾发生，当时执政的国民党为振兴消费，草拟了「振兴经济消费券发行条例」，规划发给每个人3600元的消费券，对此民进党反对，他们主张发现金以节省行政成本，如此一来，把省下来的行政成本回馈民众，每人可多得200元。

这真是非常可笑，两党主客易位，竟如此相似，民进党于2008年调侃消费券是「即兴式的方案」、「烟火式的政策」，批评发消费券的逻辑不通，高度怀疑消费券的政策效益，而国民党力主发消费券可以刺激消费，扩大乘数效果。如今，民进党执政了，想发三倍券、五倍券来提振消费，国民党却跑出来反对，说发现金比较好。对照十多年来两党的主张，毫无标准，让人愈看愈糊涂，两党对经济政策到底有没有中心思想，实令人怀疑。

若民进党果真有中心思想，认为2008年的思维是对的，那么就应该坚持这个想法，如今自应以发现金替代五倍券，若国民党2008年的逻辑是通的，人家今天民进党说要发券了，自不应该加以反对，反而该加以支持才对。遗憾的是，朝野的政策思维是如此之混乱，这样的执政党、在野党，只会在形式上砲火相对，却不会在思维上据理力争，治国者没有清楚的思维，台湾怎么会进步呢？

政策应以「实」为重，而今天朝野争的都是「名」，人家称为消费券，我就是要换个名字，先以酷碰券名之，又以振兴券称之，最后定名为三倍券，今日更成了五倍券，在名称上争高低，有何意义？一点意义都没有，要争的应该是这个券的执行，如何设计才能发挥最大的刺激消费效果，舍此不为，只会在名称上大作文章，实在没有意义。

二十多年来的台湾社会重名而不重实，这个问题愈来愈严重，政治就别提了，在经济方面也是如此，除了消费券、三倍券、现金之争，每回振兴方案提出时，也是在名称上费尽心思，总要与前一个执政党互别苗头，例如2003年民进党执政，所提振兴经济方案，名之为「扩大公共建设振兴经济特别条例」，迨2008年国民党执政时，为因应全球金融海啸也提了一个振兴方案，名之为「振兴经济扩大公共建设特别条例」，明明都是举债进行建设的凯因斯政策，但名称总要改一改，或者用语颠倒一下，这到底有什么意义？2016年民进党再度执政，于次年又提扩大内需方案，但这回又改名为「前瞻基础建设特别条例」。

事实上，扩大内需方案重要的是每项建设的内涵，而非订什么名称，否则盖了一堆蚊子馆、蚊子马路，蚊子停车场，每逢台风一来就淹水，每逢旱季一来就缺水，这些建设哪称得上前瞻？而对日后的经济何来帮助？二十年来我们时而有五年5000亿、四年5000亿、八年800亿、五年500亿各类建设的特别预算，如何让这些经费的投入为台湾带来更好的投资环境、生活环境，远比在名称上作文章要重要千倍、万倍。

从这次五倍券朝野各执一词，老戏重演，朝野重名不重实的思维于此可知，我们希望执政党也好，在野党也罢，都应该去反思自己这个政党的核心主张是什么？自己这个党的经济战略是什么？经济政策的中心思想是什么？而不是沦为在野党就只会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反对，一旦成为执政党又只会无所不用其极的谋一党之利，图一党之私，这样的政党不论是在野或执政，对于台湾社会都是有害的，若长期在这样的循环里，台湾社会只会更加纷乱。

北宋时期，经济繁荣，人才济济，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欧阳修、苏东坡、黄庭坚皆是我们熟悉的治国能臣，然而即使能臣在朝，一旦落入为反对而反对的党争，其结果自然要失控，熙宁、元佑年间，变法派执政，保守派便被放逐，保守派上台，变法派即遭斥退，最后更大兴文字狱，一代文宗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而被拘，最后更被放逐到海南岛，朝野如此对抗，耗尽国力，撕裂社会，不久北宋遂亡于靖康之难。

台湾今天虽是民主政治，然而二十多年来所见者尽是意识型态之争，消费券如此、五倍券如此、振兴政策如此、两岸政策也是如此，为反对而反对者多矣，如此耗尽国力、撕裂社会，让全民消融于这些无谓的争议，尤有甚者，近年所见，在网军搧风点火下，情绪的沸腾屡屡淹没了理性的思考，此一发展实非国家之福，北宋党争之误国，宜引以为借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