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论》拜登财政刺激方案之争议评析
美国新总统拜登上台，提出预算金额高达1.9兆美元的「美国救助计划」（American Rescue Plan），俗称「财政刺激方案」，规模相当庞大，约占美国GDP的9％；除了对抗新型冠状肺炎（COVID-19）的疫情冲击及加强纾困外，也拟振兴经济、降低失业率，协助美国家庭及企业度过危机。
其实，拜登的1.9兆美元救助计划，在参众两院的争议甚大；并且引起两位重量级经济学大师的争辩。据报导，曾任美国财政部长及哈佛大学校长的桑默斯（Lawrence Summers），质疑纾困支出规模过大，透过巨额举债融通之救助方案，有触发通货膨胀的风险；且其中约1兆美元的支出，直接发给民众，被质疑缺乏经济效益，还不如将经费投入长期基础建设上。
此番言论使得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曼（Paul Krugman）深深不以为然，认为政策目的既然在抗疫及纾困，该花的钱就应该花，大举支出正是美国所需，透过赤字财政政策就在所不惜，应该不会引燃通货膨胀，否则联准会（Fed）可采紧缩的货币政策因应；虽然同意基础建设也是要做，但事有轻重缓急。如此形成针锋相对的局面。
新任财政部长叶伦，曾任总统首席经济顾问、联准会（Fed）主席，是美国开国245年以来，首位女性财政部长。她认为疫情已导致1,500万人付不出房租，2,400万名成人及1,200万名儿童吃不饱，小型企业更是无以为继，失业率相当严重，政府必须展开大型计划以应对，而其效益远超过成本。至于可能造成通货膨胀，确实有其风险，但联准会会有工具应对；亦即短期不用担心通膨，而是关心失业问题。
叶伦不但学经历丰富，而其夫婿也是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提出资讯不对称理论，与史蒂格里兹（Joseph Stiglitz）同获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且与克鲁曼均属新凯因斯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他们一向主张在市场产生严重失灵现象时，政府就有介入的必要性，对政策形成具有一定影响力。而民主党政府往往支持凯因斯学派的「救急经济学」，主张扩大政府支出，透过量化宽松（QE）与举债融通，加强救贫与纾困，增加有效需求，刺激经济复苏，降低失业率，进而促进社会安定。
综合前述两位经济学大师的争辩，以及叶伦对政策批评的回应，应该产生一些启示，亦即国家厘订及推动相关政策时，必须考虑财政刺激方案的政策目标何在？有无短期与长期目标之分？目标之间有无先后次序或取舍关系？支出计划的规模应该多大？成本与效益如何？是否确保利大于弊？财源如何筹措？举债融通或是发行货币？
就短期目标而言，抗疫、纾困、振兴经济、抢救失业等，的确具有高度的迫切性；短期问题若不解决，「长期大家都活不成了！」但要兼顾政策推动上的效率性与公平性。例如财政刺激方案中，将其中一半的经费，以现金方式发给民众，具有高度的政治可行性，然若民众将钱储蓄起来，或是购买股票，甚至助长炒作，则其意义就不会大，经济效益也很难经得起考验。纵使当前利率很低，举债成本不高，然若浮滥举债、扩大支出，以致债留子孙，必然会被后世所诟病。美国目前累积债务已高达GDP的130％，实在不可轻忽。透过举债方式，调节税收与政府支出的差距，原本无可厚非，甚至增进财政融通的效率性。而因长期大量仰赖举债融通支出，若仍不积极推动税制改革以增加税收，却寅吃卯粮不守财政纪律，实有可议之处。至于透过货币供给增加，融通政府所需，纵使从事救贫计划、教育投资、基础建设、医疗与环保支出等具正当性的活动，会因过多的货币发行，追逐相对稀少的实体，必然造成物价、股价、房价飙涨，一旦累积到相当程度，「黄河溃堤」就为时已晚，如何拿捏，有赖政府慎重行事。
总而言之，在当前疫情肆虐及经济不振之同时，拜登政府透过大量举债融通政府支出，虽已走上难以回避之路，然其所付出的代价就应尽量减轻：
第一，政府支出经费应用在刀口上，必须严谨评估，确保对社会产生净效益，避免政府支出规模过度膨胀。第二，厘清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关系，轻重缓急应有取舍，不要因一时情急而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第三，必须关注持续性、大规模、无限制的QE与举债，甚至以发行货币来融通政府支出，可能引发通货膨胀问题，必须妥谋对策。第四，正视赤字融通、债留子孙，所造成世代不正义现象。「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期待政府在推动财政刺激方案时，应该慎重行事，拿出具体论据，而非逞口舌之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