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奎博／苏启诚走后的省思：国内因素已明显羁绊了外交打拚
最近因为外交部驻大阪办事处苏前处长于任内轻生的不幸情事，导致各方热议我国驻外官员的甘苦。这些议论不脱所谓「台湾鲷」（台湾刁民）、媒体和社群网路、相关政治人物等范围。这些都属于来自台湾内部的影响源。
换言之，我国驻外官员要应付来自台湾内部的种种压力，除非他们在国内有极佳的政治背景，去留都由政府高层或有力人士决定，但有背景或办法的驻外官员是少之又少。
再加上现在是个「大社会、小政府」的时代，公务员在面对国内各界时动辄得咎，所以包括许多担任驻外馆处的高阶主管在内，对于来自国内或侨界的人士及意见反应都甚为重视，甚至受限于此。
国人急难救助「予取予求」导致驻外官员协助旅外国人时「中箭落马」。
驻外官员的任务之一就是协助旅外国人，可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中国古代「父母官」的想法，还是因为从威权转型至民主时代「人民优先」概念的误用，导致少数国人及民意代表对驻外官员有「予取予求」的心态。
国人急难救助常常是导致驻外官员在协助旅外国人时「中箭落马」的主因之一。处理这些急难救助业务可能是有功无论、有过必罚。有功时可能会被记功嘉奖，但这对于升官或发财几无影响；有过时，小则记过申诫，大则调职返国，对于官员的年终考绩以及在同侪和公众间的形象都有损伤。
曾有国人在外租车自驾游违规停车，被开罚单后打急难救助专线要求驻外官员帮他「销单」；也有国人在国外的红灯区饮酒作乐后，埋单时觉得被敲竹杠，就打急难救助专线要驻外官员出面处理；还有国人旅外时不管当下时间，电话拿起来就打给值班的驻外官员，询问当地观光景点或申办他国签证的资讯。
外交部在邦交接连失利，国内政治地位弱化之后，若干民代与若干部会的官员公务出国时，有些也很自然的把驻外官员当成当地接待人员来使唤或要求，甚至有些公家或民间单位的出国考察，还会去函我国在当地的驻外机构，要求提供接送机等服务，把驻外馆处当成了海外旅行社。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错误组织文化、人民舆论挞伐，前线官员最倒楣。
最怕的是，驻外官员面对前述状况时，如果坚持有为有守，有时还得不到上层长官（们）的力挺，因为有些没有肩膀的长官（们）倾向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尽量与人为善，甚至以告诫或惩罚自己人当成向外界交待的办法。最后，倒楣的还是最前线的官员。
有人说官场本来就是这样，出事了就下层扛责任，不会让长官扛。这是错误的组织文化。尤其是驻外官员不比国内官员，前者代表国家身处国外，所能运用的人力及资源都相对有限，在执行公务时面对更多的未知与困难，如果连各级长官（们）不能在前线官员没犯错的时候力挺，试问谁还有从事涉外公务、为民服务的热情。也难怪有些涉外事务官员对此感到心寒。
此时如果再加上不明究理的舆论排山倒海而来，政治人物因为争取曝光或党同伐异而「见缝插针」，认真负责的驻外官员真的会觉得「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而如果在某些牵涉到旅外国人案件上，确有驻外官员应对慢半拍或不得体，受到部内长官、国内政治人物或舆论的修理，此时的「寒蝉效应」会让其他的驻外官员更不容易抓准处理公务的分际。
有人苦笑说，「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在前述那些案例上看得最明显。所言似乎不差。
驻外官员势单力薄：处理国人及公务机关事务外，更要与当地打好关系。
顺道提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就是驻外官员不仅处理国人及其他公务机关的事务，可能同等或相对重要的是与驻地的外国官员、民意代表和其他各阶层人士打好关系。尤其在我国官式外交极为不顺的时候，这些工作就变成了驻外工作「穷则变、变则通」的必要尝试。
我国驻外官员在国外常常势单力薄，多数的工作都在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下进行。若没有前述「穷则变、变则通」的本领，很多工作根本做不出来。
例如2011年在北非、中东开展的「阿拉伯之春」，埃及逐渐受到示威抗议的影响，在我驻约旦代表处（兼理埃及业务）的积极联系、协调之下，承租了约旦航空包机，将愿意离开的我国滞留在埃及的5百多名观光客和学生载到德国法兰克福，再转搭华航或其他航班前往其他地方。埃及、约旦、德国，这三处没有一个是跟中华民国有邦交的，但驻外官员克服重重困难，迅速完成任务。说来简单，做起来可不简单。
总之，如果大家都希望中华民国的外交能够更好，应该不要盲目团结在不当政策下，同时应该减少让各种内部压力成为外交官员负担的可能性，给专业外交官员多一些理解、尊重和鼓励，让他们可以花更多的心力对外，以在外交困境中为国人争取更友善的国际环境。
好文推荐
黄奎博／蔡英文出访背后的外交困境
黄奎博／为何北京不会接受陆委会的「善意」？4个可能原因
黄奎博／美军为何而来？ 台美断交后首次进驻AIT
黄奎博 即时评论／川金会透露东亚局势曙光 或海市蜃楼？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网立场，论坛欢迎更多声音与讨论，来稿请寄editor88@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