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鼎／如此世界观，如何新南向?
▲新政府喊出的新南向政策口号中，包括进军的「越南市场」。图为越南胡志明市邮政总局。（图／记者陈姿吟摄）
文／黄宗鼎
最近因光复中学学生穿着纳粹军装游行一事，包含台湾的世界观以及台湾的历史教育问题，再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单纯作为一名历史学者，我对于台湾社会在省思欧战时所展现的丰沛能量，不由得感到骄傲，对于国人论辩纳粹德国的力度，更是感到惊艳，不过，一旦回归到东南亚历史学者的位子，上述现象却又令我无限感慨。
就我的理解，绝大多数批判「纳粹崇拜」的言论，若不是基于反战争、反歧视的人道情怀，或基于消化大量好莱坞二战犹太电影之余，而产生的「德国愧疚」（注1），便是出自一种「唯恐与西方文明脱队」的心绪。
此种心绪大抵反映出百年以来，台湾社会为追求进步、扬弃落后的急迫感。在此种心绪作用下，当代台湾社会对于遥遥欧美历史文化关切之程度，始终远高于亚洲近邻；同样在此种心绪的作用之下，台湾社会对于亚洲诸邻所投注的目光，其程度也是大不相同的。于是乎，同样是超级天灾，台湾社会对于菲律宾「海燕风灾」的关切程度，便远远不及日本的「311强震」。
台湾社会开始关注于东南亚，主要还是因先进国家将东南亚视为新兴市场的关系，尽管盯着这个潜力市场，却仍对东南亚怀抱着高度的「落后性想像」。
在台湾社会并未对东南亚主动发生兴趣的情况下，我们自东南亚获得的资讯不仅有限，而且多半是「二手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台湾几乎就是透过其他外国人（包含外国通讯社、外媒及外国学者）的眼睛，来认识东南亚。如此，我们所看到的东南亚，便可能小如荷兰人在殖民印尼时期所见，是从交易楼座、碉堡之中，抑或甲板之上所看到的东南亚。
在东南亚历史的诠释权，被欧洲殖民者及其门徒主导之前，书写东南亚历史的主流文字，曾经就是中文。在晚近西方学者争论吴哥窟究竟是神庙，还是12世纪柬埔寨帝王苏利耶跋摩二世皇陵之时，元朝使节周达观关于真腊（柬埔寨古名）风土民情的报告《真腊风土记》，早已经使用「鲁班墓」这个独到的中文诠释，来陈明吴哥窟原是皇陵的事实。此外，我们对于中世纪以前印尼古国「室利佛逝」等南洋诸国的了解，同样有赖于《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一书的说法，该书作者，是曾在「佛逝国」补习梵文托福6个月的唐代高僧义净。
▲中国自东汉以来势力已向柬埔寨伸展，三国时的《扶南异物志》、《扶南记》等即有此处之最早记载，可惜已失散。（图／盈达旅游）
其实台湾的东南亚史学研究，一度奠基于日治时期。1928年，即日本建立「台北帝国大学」（台大前身）的同一年底，便在该校设置了东南亚史（南洋史）学程，这项举措不仅为全台首例，甚至以整个日本帝国大学系统（包含首尔大学前身的京城帝国大学）而言，都是创举。无论是在台北帝大发展东南亚史学研究，还是借由种植大王椰子树来复制南洋风情（如台大的椰林大道），一定程度都是为了将台湾打造为日本南侵东南亚的前进基地。
在持续强化东南亚历史研究的同时，日本的南进基础也不断得到厚植。日本于1939年3月31日宣告兼并「新南群岛」，进而将其收纳于台湾高雄州治下，而这个「新南群岛」，即是1946年以后为中华民国纳版的南沙群岛。此外，日治时期台湾的东南亚住民也在这时出现。一支系属于越南末代王朝——阮朝开国君嘉隆皇帝后裔的越南皇族（畿外侯彊柢）与所部，寓居于台北州的幸町（今天台北市济南路附近）。
▲日治时期的台大在日本南进政策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设有南洋研究特色讲座。（图／记者张一中摄）
1940年，也就是在台北帝大设置东南亚史学程之后的第12年，日本方才正式启动其「南进计划」，相对之下，台湾却是在东南亚史学教育尚且蒙稚的情况之下，展开了1990年代以来第三波的南向政策。
在台湾的世界观西方化有余，而对东南亚历史认识不足的当前，我们的南向运动真的准备好了吗?
注1：笔者「德国愧疚」（German Guilt）一词发想，来自于「白人愧疚」（White Guilt）这个专有名词，是指个人或群体对于特定白人迫害其他人种的历史或现象， （过度）怀抱同情或歉疚的问题。
●黄宗鼎，历史学者，研究兴趣为南海问题、东南亚史，中国与东南亚关系。最常讲的一句话：「台湾得先学习东南亚，方能创造被需要的价值。」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88论坛欢迎更多声音与讨论，来稿请寄：editor88@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