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屏专栏－追悼中华民国益友艾里森

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正进行着隆重的军礼仪式。高头大马的骑兵队缓缓前行，引领着一辆马车，马车上是覆盖着美国国旗的灵柩；灵柩旁摆着一双马靴，靴尖朝后；旁边的一匹马，马背无人；这一切意味着靴子及马匹的主人已经永远离开了。

长眠的是一代空战英雄艾里森（John R. Alison，见图，摘自网路）。他是二次大战的王牌飞行员（Ace），是美国空军特种作战之父，是诺曼地登陆的奇袭策画人之一。他也是协助中国抗日的「飞虎航空队」一员，更是在冷战年代协助中华民国空军取得Ｆ-5战机的功臣。

前导的是军容壮盛的空军乐队、仪队，然后是美国国旗、美国空军军旗、以及绣有两颗星的少将将旗。其后是美国空军部长敦利（Michael B. Donley）、身着四星上将戎装的美国空军参谋长史瓦兹上将（Norton A. Schwartz，相当于国军的空军司令）等人。中华民国驻美代表袁健生、军事代表团团长柏鸿辉少将及三军武官皆出席，并且带来了总统褒扬令及「大同」勋章。

艾里森生于一九一二年，与民国同寿。佛罗里达大学毕业后，二战爆发，他先后协助英、苏组建空中战力。一九四二年，中国代表团赴美采购战机，艾里森驾驶Ｐ-40展示性能。按「飞虎」创始人陈纳德的回忆录《我与中国》（Way of A Fighter）所载，代表团看毕后，指着飞机说要一百架，不过陈纳德指着艾里森说，中国需要的是一百个艾里森。

几星期后，艾里森和Ｐ-40到了湖南衡阳。他在中国战区至少击落七架性能在美机之上的日寇「零式」战机。美国收视率甚高的「历史」频道多次制作有关他的空中缠斗节目，并请他现身说法。例如一九四三年，他的Ｐ-40方向舵被日机击毁，难以操控，只能任由日机在后追击，以为大限难逃。没想到一架国军的Ｐ-40赶来支援，在日机后方射击。他心里默念，「别把我一起打下去」。

九死一生后，他仔细查访，得知救命恩人是臧锡兰中尉。臧锡兰因此役晋升上尉，后来是国军的Ace，来台后击落过米格机，最后一个职务是空军总部情报署长，在一九八八年过世。

还有一次，他击落三架日机，自己也中弹，迫降在河里。农民赶过来，他怕农民误把他当作敌人，急忙用中文高喊「我是美国人」。他说，那时他就只会这一句中国话。

艾里森后来首创以滑翔机运输物资，在中印缅战区屡建奇功，开空军特种作战的先河。因此欧洲盟军统帅艾森豪规画登陆诺曼地时，商请他组建滑翔机部队。

十分巧合，他过世的日子（六月六日）正好是诺曼地登陆纪念日。

艾里森还参加过韩战、越战，六十岁时以少将退役。中华民国撤至台湾后，他全力协助国军争取高性能战机，故驻美代表夏功权推崇他是「中华民国的益友」。每年五月底的美国国殇日大游行（纪念二战胜利），艾里森从不缺席，而且是在中华民国代表队行列中。

一本航空杂志说，没有哪一种飞机难倒艾里森，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滑翔机、直升机，都是他的最爱。美国空军成立五十周年时，空军协会要安排一位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担任主讲人，各方公推艾里森，因为「没有人能比得上他的飞行技巧；唯一能和他相比的，是他对飞行的热爱与迎接战斗的勇气」。

其子在政大兼课，从台北回美参加丧礼，在丧礼上说，看到「历史」频道播出当年中国农民救助「飞虎」队的镜头，老父指着电视上的几头骡子，一一叫出牠们的名字，因为当年他为牠们取了名字。还有一次看到中国农民推着美国「别克」轿车的镜头，老先生指着电视大叫：「那是我的车！」

一位黑人老兵拄着拐杖参加艾里森的葬礼，穿着当年在中国战区的飞行夹克，绣着红白相间的条纹及中、美两国国徽，那是二战「中美混合团」的标志。

三架二战著名战机Ｐ-40、Ｐ-51、英国的「喷火」式编队飞过，这是艾里森飞得最多的三种飞机。接着美国空军第七十五中队的Ａ-10对地攻击机由上空飞过，四机编队中，空了一个位子，这是著名的「Missing Man Formation」，象征着「他已离我们远去」。艾里森曾经担任七十五中队第二任中队长。

熄灯号响起，礼枪排放。四星上将把美国国旗交给艾里森的遗孀凯萨琳，代表美国对英雄永恒的感念。

由于我是在场的唯一华人记者，我告诉美军新闻官，我以中华民国国民身分向这位英雄致敬，也以记者身分忠实记录各界英雄致敬的过程。艾里森挥别最后几年身体的不适，奔向天国与战友会合，不用飞机也能自由翺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