弑母无罪》李俊宏／吸毒后杀人责付「卫生局」 衞政单位能处理吗？
（编按：桃园市吸毒男子梁崇铭前年犯下弑母砍头案，在高院二审时，因鉴定认为他犯案前吸毒，于卡西酮毒品作用最强时弑母，当时辨识能力已丧失，改判无罪当庭释放，责付桃园市政府卫生局，引爆社会舆论。）
以过去的研究而论，吸食甲基安非他命产生精神症状的个案，三个月后，约有84%会缓解，而有16%仍然会有精神症状干扰，亦即即便医疗单位能评估风险性，只有约16%的个案尚有强制治疗的可能性，但也还要符合《精神卫生法》（卡西酮由于是新兴毒品，并没有这么清楚的资料）。
毕竟，个案已经是无罪之身。
再服用毒品 产生精神症状机会更高
而，若是再度吸食，就还会有风险性，这个意思是就算现在没有风险，只要他再复用，过去有精神症状的个案，再度产生精神症状的机会会更高。
是否有可能复用，虽然可以评估可能性，但，后果没有人有办法承担，特别是几乎无法容错的台湾社会。
美国精神健康法庭（mental health court）还能调度警政法务配合医疗社政介入，卫生局除了强制送医跟密集访视，根本没什么有力手段，就算有专业，网络没建构，其他单位不一定帮忙，责付给他有甚么用呢？
这个决策，最特别的是，把使用毒品影响精神状态无罪的个案，在羁押一段时间，没有使用毒品的状态下，要交给卫生局监管，卫生局除了《精神卫生法》，哪里来的法源去管束个案的行为呢？
照这个逻辑，酒醉杀人，酒醒后难道也交给卫生局监管？
我虽然能评估个案的风险与饮酒复发的可能，但医疗单位是无法管束个案的饮酒行为（如果可以，你大概会看到一些候选人跑摊的时候，卫生局派人在旁边看有没有喝酒）。责付前不知道有没有问过责任单位的意见，如果没有，那是不负责任的。
使用物质（如酒、毒品）导致精神失常，而衍生出来的犯罪行为，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跟原因自由行为相关，这个个案过去施用毒品是否有冲动、攻击的行为，是否在清醒时，明知而故意或过失让自己自陷于这个状态（例如吸毒或藉酒壮胆），这就会回归到法庭判断上来。
不过，这个原因自由行为，法学争议也不少就是了。
第二个层次是当下的精神状态，受到毒品的影响到什么程度，司法精神鉴定在这个层次不会去判断原因自由行为（因为那是法庭的权限），精神医疗团队判断当下的精神状态是否影响辨识行为违法、依其辨识的能力，提供给合议庭做为参考。
第三个层次，则是若是个案在长期使用毒品以后导致认知功能缺损，甚至有些个案在长年使用甲基安非他命后走思觉失调症的病程，那是否在这个状态下，会影响第一个层次的原因自由行为，这也是精神医疗团队可以提供意见的。
由于才二审，这三个层次，应该还有许多讨论。
▲ 台湾高院判处桃园男子梁崇铭弑母案逆转改判无罪，20日下午由桃园市卫生局与警方人员陪同送往桃园疗养院接受医疗评估。（图／记者沈继昌翻摄）
然则，实务上，更重要的是，当这样的个案符合《刑法》19条之1或2，在免刑或减刑后，如何处遇的问题。
这就得要看是否有合适的治疗处所；在健保不给付成瘾治疗的状况下，若要留置在治疗处所，资源如何；在没有强制治疗命令下，个案不愿意留置，又应该如何处理；从治疗处所回到社区，如何继续监督、治疗这些细节是否能完整建构。
能放下本位主义，好好合作，投入资源，网络合作，做到社会安全，才是对人民最重要的。
想想，吸毒后杀人要责付「卫生局」，衞政单位能处理吗？个案现在没有吸毒，若神智正常，是不符合《精神卫生法》要件的，到底谁去进行吸毒暴力犯罪者的「社区监督」，才是台湾应该要好好讨论的。
最后，其实无罪（not guilty）这个名词用得有点简略，实质上，应该是「无罪有责」，亦即刑事上因精神异常抗辩无法裁判有罪（即是没有刑事上的责任能力），但个案在日后恢复状态要有道德责任配合社会系统，改善自己的情形，NGBI （not guilty but insane，精神异常无罪）这个「但是」（but），在某个程度上也含有个案未来要配合治疗、监督的责任（所以各国才会有各种机制来处理）的意思，至于如何负责，是这个社会可以讨论的。
有时「无罪」讲太快，难免会觉得「无责」，但，人总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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