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我思：魏国彦》封城防疫vs.佛系疗法

2020年全球新冠抗疫过程集结表现在「大巴灵顿宣言」与「约翰‧史诺备忘录」争锋，目前看来，史诺备忘录暂且占了上风。（达志影像／shutterstock提供）

「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从个人层次考量，选择很清楚：保命最重要，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但是，升高到国家总体层次，思路就不一样了，任何一种防疫政策除了影响个人健康以外，也牵动国家整体运作与经济发展。回顾2020年全球新冠抗疫过程，明显出现两条路线的斗争，最后集结表现在《大巴灵顿宣言》与《约翰‧史诺备忘录》争锋，目前看来，史诺备忘录暂且占了上风，终究鹿死谁手，还待后续发展。

《大巴灵顿宣言》由3位知名学者领衔于10月4日在麻州「美国经济研究所」提出，反对各国施行的封城措施，而提出一套称做「焦点保护」的方案，认为只要对老人以及有长期疾病（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气喘病等）的高风险群进行隔离保护即可，其余低风险者，即便感染，也能痊愈，从而形成「群体免疫」。他们反对无差别待遇的全面封锁，因为把人关在家里「对身体和精神健康产生了有害的影响」，对心理、民生和经济都带来严重损害。让社会运作重回正轨，整个社群建立普遍群体免疫才是富有同情心的好方法。

3位学者分别来自史丹福大学、牛津大学以及哈佛大学，具有流行性病学、健康经济学、免疫学、生物统计学、传染模型学等多重专业身分。这份宣言自有其份量，也引起广大回响，全球已有77万人签署，签署者集中于北美大陆与西欧诸国。

医学界著名期刊《针络》（Lancet）随即在10月14日刊出《约翰‧史诺备忘录》，同步展开全球连署，但只限于科学家与医疗专业人员，走的是菁英路线。该备忘录反对《大巴灵顿宣言》所持的自由放任，认为实务上难以明确区分所谓「高风险」者，也无科学证据支持放任「低风险」者感染就能建立新冠病毒的群体免疫力。

多篇跨国比较研究已表明：强而有力的及时封城与强制戴口罩对于抑制新冠病毒肺炎确实有效，中国首发的1月23日武汉封城，以及后续的扩大实施，搭配以临时搭建的方舱医院将非紧急病患集中医疗，隔离于一般医院之外，都是有效措施。中国目前仅累积不到10万人案例，而管制松散、步调参差的美国却有2050万人确诊，35万人死亡。另方面，一向以社会福利体系完整，医疗资源丰厚称道的瑞典也出现了43万人确诊，8700多人死亡的难堪纪录，数字高于其他北欧国家5到10倍，成为所谓「瑞典悖论」，检讨原因，实系来自于该国卫生当局「群体免疫」的「佛系疗法」放任政策所致。

总结而言，在有效疫苗出现并广泛施打之前，「群体免疫」的佛系疗法看来并不可行，我们还是要守紧国门，戴好口罩。

（作者为台湾大学永续地球尖端科学研究中心兼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