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钦／新冠肺炎遭强制隔离为何不用法官说了算？
●吴景钦／真理大学法律系所副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法税改革联盟发起人及超征还财于民公投提案领衔人。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扩大，必须接受居家隔离与检疫的人数也不断增加。对于违反此等禁令者，虽以处罚锾为优先，但若多次违反，则采取集中管理的方式。因此，目前强制隔离的对象已不仅是确诊患者，也包括疑似传染者。而因强制隔离涉及人身自由的拘束，就涉及宪法第8条「该不该由法官来决定」的争议。
2003年的SARS疫情期间，台北市政府对集体感染的和平医院采取集中管理与隔离，并要求离院的医护人员立即回院。其中一位医师认为，和平医院并未有完善的隔离措施，恐对院内人员产生生命、身体的危险，故不回院隔离而遭处行政罚。这为医生因此提起行政救济，并于败诉确定后，声请大法官释宪，因此有了释字第690号解释。
根据宪法第8条，对于人身自由的拘束只能由司法机关来决定，此称为「法官保留原则」。故于过往，有关违警罚法的拘留、检肃流氓条例的感训处分，由警察为决定，甚至是检察官有羁押决定权，都被大法官宣告违宪。故于《传染病防治法》里，对确诊有传染病或疑似有传染病者的强制隔离，乃是由主管机关决定，就可能面临同样的违宪争议。
只是于释字第690号解释里，针对人身自由拘束的对象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审查基准，即必须严守法官保留者，是属于处罚性质的人身自由拘束；反之，若人身自由拘束的目的，不在处罚而是为保护人民的生命、身体之健康，就无庸由法官来决定。采取这种较为宽松的审查基准，有其现实面的考量：因病毒的传播速度可能很快，若必须经由冗长的法庭审理，肯定会丧失防制的先机。更何况，法官也非此方面的专家，到头来还是得依赖专家的判断，故由法院审理，很容易成为橡皮图章，致使法官保留原则流于形式。也因此，对于强制隔离由具有专业的行政机关为决定，并让当事人有向法院提起救济的管道，即符合宪法的要求。
惟多数意见的想法，却受到不少的挑战。最直接提出质疑者，是大法官许玉秀的不同意见书，其认为拘束人身自由的目的不同，并不能成为审查基准有宽松的正当化理由。因无论是否基于处罚，就被剥夺自由的传染病者而言，其与入监服刑，实质的处境并无不同。甚且，借由法院的审理，也可听取两方的意见与辩论，就不至于会沦于橡皮图章。
故此不同意见书，实点出了面对传染病的防治，有如电车难题的伦理抉择之困境（参阅笔者着，怪制造商或程式设计者？无人车肇事谁该负责）。故多数意见也强调，于强制隔离的处分后，仍应给予相对人得到法院即时救济的管道。甚且，基于人身自由的保障，对于决定隔离处分的组织、程序，以及隔离期间，甚至是补偿等等，立法者都必须尽速通盘为检讨。
而在此号解释之后，关于强制隔离有受到法院即时救济可能，即是于洪仲丘案发生后，于2014年所修正的《提审法》。根据《提审法》第2条第1项，只要人身自由受到拘束，拘束的机关必须告知本人或其亲友，有向法院声请提审之告知义务。故于此次从武汉撤回者，于强制隔离前，卫福部皆有为如此的告知，可说是对人权保障的极大提升。
至于目前有关强制隔离的期间，原则以30日为一周期，于此期间到来前，必须由两位以上专科医师诊断决定是否延长；若有延长，亦须再为有权向法院声请提审之告知。至于补偿的部分，目前立法院也通过了纾困的特别条例。凡此种种，算是符合了释字第690号解释的要求，也象征防疫必要与人权保障间的一种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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